玻璃箱中的平凡惡棍 / Der banale Böse im Glaskasten

大家都知道，納粹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不過納粹在1933年初始掌權之際，其實還尚未打算以如此激進的手段來解決所謂的「猶太問題」（Judenfrage）。要一直到1938年11月7日德國駐法外交官Ernst vom Rath被波蘭裔猶太人Herschel Grynszpan槍殺後，希特勒才默許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起「水晶夜」（Kristallnacht）事件，策動納粹衝鋒隊（Sturmabteilung）11月9-10日間在德國遍地開花，焚燒搗毀猶太人的私人產業與教堂，強制將約3萬名猶太男性關進各大集中營裡。在這兩天的暴動中，大抵有91位猶太人直接遭到殺害。至於被送到集中營的人，除了約2千名因受虐或槍殺致死外，其餘的則在三個月後被釋放。自那時起，納粹政權的反猶太狂熱就越演越烈，開始制度化地將猶太人驅離德語區、遣送至佔領區的集中營，最後並在1942年1月20日於柏林秘密召開的汪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裡確定了猶太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案」（Endlösung）――種族大屠殺。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是設置在帝國保安總署（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第四局「國家秘密警察局」――俗稱「蓋世太保」（Gestapo）――之下的「帝國猶太外移業務中心」（Reichszentra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主要任務是統籌集中營的人數配額、火車與人員的調度、以及跨國運輸的協調工作，而其負責人就是在汪胡會議中負責會議記錄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

根據英文維基，艾希曼在二戰結束時旋即被美軍逮捕，不過由於他那時以假名Ott Eckmann自稱，所以一直到他1946年從美軍監獄逃脫出來時，美方都還不知道曾經關了這麼一個大戰犯。艾希曼在德國境內四處躲躲藏藏幾年後，於1950年經義大利坐船到納粹的避難天堂阿根廷去。他以Ricardo Klement之名隱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達十年之久，直到被以色列所佈下的眼線發現為止。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政府派遣特務小組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強行綁架艾希曼，21日用飛機將其偷偷運到以色列去，23日才對外宣布已將艾希曼逮捕到案。此消息一經傳出，舉世譁然。爭議的不光是以色列無視他國主權、秘密逮捕引渡罪犯之舉，更包括後續該由誰來審判的問題。最後，在確定由以色列自己來起訴審判艾希曼後，已定居美國的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遂決定飛到耶路撒冷去旁聽審判過程，因為她認為自己有義務參與此事，並且也想親眼見見殺人如麻的納粹戰犯到底是長成什麼樣子。另外，她還主動去跟《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的編輯聯絡，取得其同意以該雜誌社通訊員的身分來報導整個審判經過。（參見：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 Leben, Werk und Zeit，H. G. Holl德譯，第452頁。）

Der Eichmann-Prozess in Jerusalem

1961年2月21日，以色列檢察總長Gideon Hausner以15條罪狀起訴艾希曼；這些罪狀可歸結為以下四點：（1）反猶太民族罪行（2）反人道罪行（3）戰犯罪行、（4）參與犯罪組織。4月11日，這場全程電視轉播的納粹審判秀終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正式開庭。跟紐倫堡大審不同的是，這次被告席刻意用防彈玻璃給隔離起來，讓人倍感突兀。鄂蘭坐在觀眾席上看著衣裝筆挺的被告，大大出其意料的是，艾希曼給她的第一印象完全不像是個毫無人性的大惡棍，反倒像是個平凡無奇的典型德國公務員。這個玻璃箱裡的半禿眼鏡男，根本就不是她想像中一個手握百萬猶太人生死的魔王所該有的模樣。在這個長達八個月的審判過程裡，檢方共傳喚超過100名的證人、提出1600份的文件，為的是要證明這個看似平庸的艾希曼絕非僅是個恪遵上級指示的橡皮圖章而已。12月15日，法官宣判被告有罪，處以絞刑。辯方於17日提出上訴，隔年5月31日二審定讞，仍維持原判決。6月1日，隨即執行絞刑。（審判流程之相關資訊可參見以下網頁：1、2、3。）

最初，鄂蘭本想說幫《紐約客》寫一篇審判報導就夠了，結果由於官方提供的相關資料量過於龐大，讓她欲罷不能地共寫了5篇連載報導，巨細靡遺地描繪法庭、被告、證人，敘述納粹處理猶太問題的前因後果、以及當時猶太人的反應等等。她在3年後又把這些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並將書名定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惡之平凡性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書尚未出版之前早已在歐美各地引起不少的爭論與攻詰。其中一項爭論的引爆點就在於鄂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事實上平凡之人也有可能犯下罪大惡極之事，而且其造成的禍害還可能更加甚於心腸惡毒之人。像艾希曼這樣一個盡忠職守的人雖然並不笨，但是就是因為其既不會思考、又欠缺現實感，才導致他後來逐步擠身進世紀百大罪犯之列。這也就是鄂蘭希望後人能夠從這場審判中學到的一課。（參見：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B. Granzow德譯，Rowohlt版，第12、15-16頁。）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聽進她的勸世警語。40年後的今天，我們依舊能不時看到一些後極權國家的人民不願面對「其父兄前輩曾是平凡的惡棍」之事實，就更不用說那些早已被激情矇蔽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了。儘管如此，鄂蘭肯定還是會殷切盼望世人能從艾希曼這一課中學到教訓，以惕勵自己莫讓歷史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