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外交官 / Philosoph-Diplomat

自古以來雖有不少哲學家們暢談政治哲學、針貶時事，甚至積極參與群眾運動，但放眼西方哲學史卻罕見哲學家從事政務，更不用說當外交官。史上曾擔任過正式外交官的哲學家屈指可數。若要究其原因，似乎也很難說出個所以然；如果非得要強加解釋，或許只能說：哲學家大多向來不怎麼喜歡「強權即是公理、即是正義」這等說辭，而既然國際政治關係通常是以強權政治為其手段或甚而逕作為目的，故自然沒有多少哲學家願意選擇從事這種得仰仗拳頭大小來交涉國際事務的職務。

當然，「不願意」並不等於「不能夠」。換言之，「世上少有哲學家願意當外交官」這個事實並不必然表示：哲學家在這個領域裡就只能像秀才遇到兵一樣束手無策。畢竟，權力也是有其運作邏輯的。故只要哲學家有花心思去研究，一樣也是可以依循其邏輯而游刃於諸強權之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其決定，而不至於非得全盤棄甲或甘為強權之奴。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正是這樣一位真正兼備政治謀略的哲學家，亦即那以研究語言哲學及改革大學體制而著稱於世的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話說，被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喻為世界精神的拿破崙在1812年遠征俄羅斯一役中耗盡大幅兵力之後，幾乎等於無功而返，其橫掃歐洲的破竹之勢遂亦隨之漸漸消退。1813年10月，第六次反法同盟大軍在萊比錫（Leipzig）擊潰法軍後，緊接著在1814年3月31日攻入巴黎。於是，法皇拿破崙不得不宣布退位，並被流放到地中海的Elba島。當時的奧地利外相梅特涅侯爵（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遂邀請歐洲各國派遣代表到維也納召開會議，討論如何重新分配歐洲戰後的勢力，並藉此致力於恢復各國原先的封建體制，以俾那些自視為「高級人種」的貴族能奪回其在拿破崙橫掃歐洲期間所失去的財產與特權。

這場名之為「維也納會議（Der Wiener Kongreß）」的進行過程，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是很難想像的。首先是，其會期超長，從1814年9月18日起到1815年6月9日簽訂議定書為止，總共經歷了8個月有餘。其次，這會期之所以如此冗長，是因為其並不是一場由各國代表齊聚一堂的大會討論，而是由眾多小會議所匯聚組成的。各國是在密室裡反覆進行一系列的雙邊談判，以致於縱使兩造暫時談妥了條件，也可能會隨著其與第三方談判的結果而不得不回頭再重新談判一次。第三，由於各國代表團在這麼漫長的會期間沒別的事好做，再加上各國王公貴族閒著沒事時也湧進維也納來湊熱鬧，奧地利國王法蘭茲一世（Franz I）――其亦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遂舉辦諸多舞會、戲劇表演等娛樂活動以供其消遣。因此之故，奧地利陸軍元帥暨外交官Charles Joseph Fürst von Ligne才會評論道：「大會在跳舞，卻未向前進。（le Congrès ne marche pas ; il danse.）」（參閱：此網頁）第四，則是該會議期間的花費十分龐大。此點則應歸因於：復辟的舊貴族們為了重溫往日黃金時光，反而更加地極盡奢華之能事。譬如，當時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受命為前來與會的王公們創作的Kantate（雜唱曲）作品〈Der glorreiche Augenblick（光輝的一刻）〉（第136號作品），在1814年11月29日於維也納的霍夫堡歌劇廳（Hofburg-Redoutensaal）首演時，竟動用到超過一千名的音樂家！（參閱：Chronik der Menschheit，Bodo Harenberg編輯，第673頁）顯見那些王公貴族為了展示其權勢而鋪張浪費到何種程度。根據另類德語維基上的說法，奧地利王國為此平均每天要花掉高達8萬枚金幣。倘若其所言不假，則這花費真的非常高。何以見得呢？比一比就知道。1809年，貝多芬的弟子Rudolph大公爵及另兩位侯爵為了不讓其被挖角到Kassel擔任Westfalen王國的皇室音樂會指揮，乃每年合資4千枚金幣來供養貝多芬，這才讓其決定歸終於維也納。（參閱：Walter Riezler著，Beethoven，第40頁；Kurt Dieman及Erich Lessing著，Ludwig van Beethoven，第28頁。）換言之，光是維也納會議期間一天花掉的錢就足以包養貝多芬20年，你說這花費高不高呢？



讓我們把鏡頭再轉回到會議現場。普魯士王國派出的全權代表是首相哈登堡親王（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亦即德意志浪漫時期代表人物之一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772-1801）的叔叔。至於我們的故事主人翁洪堡其實只是普魯士委派的第二號代表而已。儘管如此，他在維也納會議裡絕非跑龍套的小角色。這可是有圖為證的。柏林的德意志歷史博物館裡頭有一幅描繪當時各代表會聚一室的銅板畫，其是由當時法國代表團的隨團宮廷畫家Jean-Baptiste Isabey所繪、後由Jean Godefroy製版。在這幅栩栩如生的圖畫裡，我們可以看到立於後方、從右邊數來第二位的那個大目仔正是是洪堡。（參見：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第83頁；或其官網。）


洪堡一生擔任過普魯士王國駐梵蒂崗（1802-1808）、奧地利（1810-1813）及英格蘭（1817-1818）之使節，尤其在1810到1818年間更是為普魯士奔走從事諸多外交斡旋事務。他在駐奧期間結識了梅特涅；透過該管道，他乃成為普魯士於拿破崙戰爭期間駐奧國的耳目與說客。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因緣，讓洪堡被指派去擔任哈登堡在維也納會議裡的談判左右手。他在會場上致力為其母國普魯士爭取較諸其他德意志國家更佳的地位與利益。而其在談判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韌性、機智、能言善道，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無怪乎當時欲利用列強鶴蚌相爭以幫法蘭西牟利的該國代表Talleyrand（全名：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理虧詞窮之餘亦僅只能耍嘴皮子反譏洪堡為「詭辯的化身（le sophisme incarné）」。（參見：Wilhelm und Caroline von Humboldt，Ein Leben in Briefen，第144頁。）

值得一提的是，洪堡的政治主張是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成立的目的應是為了將一般公民教化成自由人，而不是為了鞏固少數貴族之權力。他的這種政治思想雖與保守的哈登堡相左，但並不妨礙他為了普魯士之國家利益與尊嚴而以外交官的身分去協助哈登堡進行國際談判。另一方面，當他被提拔入閣時，亦不懈地推動修改憲法，俾使其更具自由主義精神，而不會為了委曲求（官位之）全而聽任當時普魯士政壇保守勢力的擺佈。唯這樣一位懷有理想性格的政治人物，在所謂的梅特涅時代裡仍屬麟角鳳毛，以致於孤掌難鳴而終遭政治理念不合的哈登堡解職。儘管如此，他在某種意義上亦非徒勞無功。因為他的政治思想後來影響到遠在英國的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後者在其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中不但多次指名道姓地提及洪堡的想法，甚至還在該書扉頁處題引出洪堡的《試論國家之權限（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ä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之英譯本中的一段話：「在這些篇章中所展開的每一論證均直接會聚到這個偉大的首要原則，亦即：人類之絕對且必要在其最豐富的多樣性中發展的重要性。」（參見以下網頁：1、2。）因此，洪堡作為篳路藍縷地推動自由民主政治的先驅之一，亦可謂功業永垂不朽，絕對無愧被後世尊為自由主義學者從政時的表率。

後極權國家的民主導師 / Der Lehrer der Demokratie für die posttotalitären Staaten

2009年6月18日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80歲誕辰。為了向大師致意，德國出版業界裡亦有不少動作。譬如：Suhrkamp出版社趁此機會推出一套五卷的哈伯瑪斯《哲學文本集（Philosophische Texte）》（書介）；親社會民主黨的文化政治期刊《新社會：法蘭克福雜誌（Neue Gesellschaft / Frankfurter Hefte）》於6月號中刊出其主編Thomas Meyer教授親自執筆的讚文〈公民哲學家（Der Bürger-Philosoph）〉；以知識份子為讀者群的《時代（Die Zeit）》週報在6月10日所發行的第25期裡頭，有整整兩大版面的文章在為哈伯瑪斯暖壽；權威新聞週刊《明鏡（Der Spiegel）》於6月15日發行的第25期有撥出了兩頁來做介紹。至於像《法蘭克福匯報（FAZ）》、《南德報（SZ）》、《世界報（Die Welt）》等重要的全國性日報當然亦不可能在18日這天缺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左派另類《日報（taz）》。它不但在當天出了四頁的「哈伯瑪斯檔案（Habermas-Dossier）」，而且還令人莞爾地將之命名為「Jürgen Habermas 8.0」。

我們知道，哈伯瑪斯在1981年出版兩卷本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之後，毫無疑義地亦擠身入哲學及社會學的大師之林。他在人文學科上對當代學術界的影響，幾乎可說是無所不在。而其在國際間受重視的程度，亦可從網路搜尋引擎所能找到的相關網頁數看出端倪。無怪乎前述《時代》週報的那兩大版面中有將近一個版面的篇幅是匯集數位外國名人所撰之祝壽文而成，以示哈伯瑪斯的國際影響力。而且該版面之主標題甚至還這麼寫著：「這裡每個小孩都知道他」（"Hier kennt ihn jedes Kind"）。

哈伯瑪斯在德國享有高知名度，這點我們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在德國掀起過好幾場重大的論戰。然而，他到底為什麼能夠在國際間受到這麼多人重視呢？難道他真的光憑那龐雜枯燥的理論就足夠擁有如此這般國際性的非凡魅力嗎？針對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美國西北大學哲學系教授Cristina Lafont為《時代》週報撰文談論哈伯瑪斯對西班牙的影響（參見：Die Zeit，第50版，2009年6月10日。），找到一個具體且合理的解釋。

西班牙裔的Lafont指出，哈伯瑪斯對西班牙的影響力是別的哲學家所難以比擬的，而且其思想在西班牙之平日政治論辯或專業學科討論中所享有的威望均不遜於在德語圈裡的程度。就官方層面而言：1984年，他是第一位被邀請到西班牙國會做專題演講的外國哲學家；2003年，更榮獲有西班牙諾貝爾獎之稱的阿斯圖利亞斯王子獎（Premio Príncipe de Asturias）。就哲學教育而言：每個小孩在中學的哲學必修課裡都會學到哈伯瑪斯的名字；而每位想當哲學教師的人都須知道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公共領域理論以及其對傳統知識論的批評，就像他得了解柏拉圖（Platon, 427-347 v. Chr.）的洞穴譬喻一樣。至於哈伯瑪斯之所以擁有這麼大的影響層面，就Lafont看來則是歸功於以下兩重際遇。

第一重際遇是哈伯瑪斯的思想引入西班牙時的歷史背景。當時適逢軍事獨裁的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晚期，西班牙民主運動剛萌芽，其知識份子在長期鎖國的情況下亟需吸收新知，故被視為左派民主學者的哈伯瑪斯於1973年出版的《後期資本主義中的諸般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一書隨即就被求這些知若渴的知識份子所吸納。1975年11月弗朗哥去世後，其指定的接班人卡羅斯（Juan Carlos de Borbón）王子悄悄推動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西班牙於在1978年通過新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當然，就像所有的後極權國家一樣，那些獨裁時代的舊勢力精英份子害怕以前所獨享的特權與文化認同會因為民主轉型而不保，故會極盡所能地尋求復辟。不過，在經過1981年Antonio Tejero中校發動反民主政變失敗、1983年西班牙社會勞工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首度贏得大選且政權和平轉移之後，該國才算真正克服了前現代的政治傳統、成功轉型成民主制度。這時，高舉啟蒙精神、捍衛公共領域的哈伯瑪斯自然更被那些熱切反傳統、反極權的西班牙大學生所服膺。

第二重際遇則是緣於哈伯瑪斯他那強大的思想綜合力，提供給西班牙知識份子一個彼此溝通的管道。要理解這點，則需先稍微說明一下極權國家的一種思想控制現象。極權國家之執政者為了全面控制並影響社會暨個人的生活，向來會積極地將一般人民的思想禁錮於一言堂狀態。相應地，人民在公開場合裡唯有談論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哲學思想方能確保安全無虞。儘管如此，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仍會想方設法接觸或推廣「非主流的」哲學思潮，以求突破官方的思想箝制及御用學者的詭辯迷障。依照Lafont的說法，弗朗哥政權下的官方哲學主要是天主教傳統中的新多瑪斯主義（Neothomismus）、士林哲學實在論（scholastischer Realismus）。為了對抗該傳統思想，西班牙的異議人士們遂從六零年代中期起援引三種思潮作為其武器，即：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與分析哲學。問題是，這三種學派之思維方式差異極大，以致於不同學派的知識份子間的對話空間往往非常侷限。（Lafont沒有提到一項更嚴重的後果，就是：這些人甚至會因思維方式不同而先內鬥起來，以致於忘了去對抗其共同的敵人。）是以，他們亟需某個理論能夠具說服力地去將那三個思潮給鎔鑄成一身，以作為學派間溝通的基礎。而哈伯瑪斯的理論成就之一恰恰就在於此。

Lafont最後甚至把西班牙這個後極權國家之所以能形成今日這般既開放又一體的哲學文化氛圍歸因於哈伯瑪斯。她這個論斷聽起來或許有誇大之嫌，不過此非這裡所要談的重點。重點在於：她的說法至少讓我們意會到，哈伯瑪斯的國際影響力毋寧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結果。畢竟，若非20世紀八零年代在世界各地迭起之民主化風潮，讓哈伯瑪斯得以「後極權國家的民主導師」之姿登上世界舞台，否則他現在頂多只是個世界著名的德國哲學家，而非著名的世界哲學家。

萊布尼茲與台灣 / Leibniz und Taiwan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是個非常博學多聞的哲學家。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能都還不足以顯示他的厲害之處。其涉獵到的領域包括有哲學、史學、政治學、法學、數學、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醫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不一而足。更厲害的是，他在諸多領域裡都有極佳的成就，難怪其名聲迄今仍舊會在不同學科的圈子裡傳誦。故我們也無需訝異有人會稱呼他為「活的百科全書」了。（參閱：Otfried Höffe，Kl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189頁。）

對於這樣一位博學的哲學家，如果有人說他不但知道台灣的存在，而且還在其出版物中提到過台灣的名字，恐怕諸位看倌會馬上斷言說「不可能」吧！畢竟，據說就連當代研究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名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都說，台灣是他東南亞地圖上的最後「未知域（terra incognito）」了，則更何況是三百年多前的西歐人？好吧！說萊布尼茲知道「台灣」這個名字，是有點誇張。不過，若是說他知道台灣的舊名「Formosa（福爾摩沙）」，倒也不假。若欲知詳情，還請看倌耐心聽我娓娓道來。

話說歐洲在15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由於東西方的商業往來漸趨頻繁，故歐洲人對亞洲也就越加感到興趣，這其中也包括天主教教廷。自16世紀中期起，教皇就開始陸續派遣耶穌會教士（Jesuiten）前往信仰異教的亞洲去傳福音；到了16世紀末期，終於有位名叫Matteo Ricci（1552-1610，漢名：利瑪竇）的耶穌會士成功進入歐亞大陸最東邊的一個古老帝國傳教，從而在當地開啟了為期一百多年的第一階段傳教史。彼時，歐洲人雖是以「sinae」此拉丁語詞來稱呼這個神秘的古國，但行家們咸信該國名稱之更恰當的唸法應為「Tschina」，亦即後來的漢字音譯名「支那」。（有關當時歐洲人對支那國名的考證，可參考：這裡。）他們透過那些傳教士的通信、遊記及報告，對支那之風土、民情、藝術、科學等等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發現其顯然是個可與歐洲媲美的高度文明。雖然他們對該異文化的那些認識不乏誤解與偏見之處，但不可諱言地那也讓諸多初接觸東亞文化的歐洲人動念想去對其有更多的瞭解。尤其是在歐洲進入那亟欲擺脫傳統桎梏的啟蒙時代之後，有人甚至希望能夠在支那找到一些可供其仿效學習之處。這其中也包括那位幾乎是萬事通的哲學家萊布尼茲。

當時，萊布尼茲透過各種管道聯繫每一位有可能提供他相關資訊的傳教士與學者。1697年4月，他將剛蒐集到的新資料集結成冊出版，書名訂為《支那最新情報（Novissima Sinica）》，內容則包括一篇他所寫的〈前言〉以及以下六份文件（參考：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Novissima Sinica，第二版，〈前言〉網路版。）：

（1）由路西塔尼亞裔（Lusitania［註：葡萄牙的前身］）耶穌會神父暨北京學院院長José Soares（1656–1736，漢名：蘇霖）所彙整的報告，關於「1692年終於獲准在支那自由宣傳基督教信仰」一事。
（2）節選自耶穌會神父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漢名：南懷仁）於支那付梓之天文學書籍中有關當今執政帝王之學習狀況的書摘。
（3）義大利裔耶穌會神父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漢名：閔明我）於1693年12月6日自印度Goa（果阿）寄給萊布尼茲的一封信。
（4）比利時裔耶穌會神父Antoine Thomas（1644-1709，漢名：安多）於1695年11月12日從支那的Pekino（北京）寄來的一封信。
（5）簡述莫斯科使節團於1693、94及95年間完成的支那之旅。
（6）附錄：摘錄自耶穌會神父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漢名：張誠）於1689年9月2日及3日從位在支那邊界的莫斯科所屬Nipchou（尼布楚）城所寫之書信，信中談及支那人與莫斯科人之間的戰爭以及其終於達成的合約。

就在該書出版的同一年，法裔耶穌會神父Joachim Bouvet（1656-1730，漢名：白晉）自支那返抵法國。他是受命於刻正統治支那的東部韃靼人（Tataren）帝王康熙（Cang-hii），回來向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請求增派數名精通科學的傳教士隨其到支那去。Bouvet在駐留法國的這段期間，經人介紹閱讀了那本廣受耶穌會好評的《支那最新情報》後，寄給萊布尼茲一本他才剛出版的《支那帝王之歷史寫照（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以供參考。這本書其實是Bouvet用來向路易十四世介紹康熙生平的一本法文傳記。由於其內容深入詳實，故萊布尼茲遂決定請人將之翻譯成拉丁文，並收錄到他後年再版的《支那最新情報》裡頭，以饗更多求知若渴的讀者。

恰恰是在這份被他於1699年收入至增訂第二版《支那最新情報》中的文件裡――標題為〈高盧裔（Gallo［註：法蘭西的前身］）耶穌會神父Joachim Bouvet所描繪的當今統治支那人之帝王的威儀，轉譯自高盧語。〉――，出現了「福爾摩沙」的名字。其所出現的脈絡則是在Bouvet講述韃靼人征服支那的初期歷史之處。他在該文中提到，當那位昔日著名的海盜國姓爺（coccesindi, 1624-1662）於Nan-King（南京）城一役大敗給韃靼人軍隊後，乃以武力奪取巴塔維亞（Batavia［註：荷蘭的前身］）所屬的福爾摩沙島（Formosa Insula）以作為其棲居地；其兒子亦繼承統治該島，直到當今帝王之大軍壓境時，方才投降臣服。Bouvet的這段記載現可在2008年出版的萊布尼茲《著作暨書信集（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第4類第6卷之第459頁中找到，所以諸位看倌不用擔心找不到文獻來佐證。

現在吾人總算可以了解到，萊布尼茲這個「活的百科全書」的稱號可不是隨便亂取的。相信諸位有了此次經驗後，會更加小心地去考察自己那些平素看似「想當然爾」的斷言吧！另外，我等台灣學子下次打開西方哲學史來閱讀萊布尼茲時，相信也會因為這段小插曲而對他多增幾分親切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