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到台灣 / Hayek in Taiwan

繼3年前短暫施行軍事戒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自1949年5月20日起在台灣全面實施「戒嚴令」，限制台灣所有公民的參政權利與言論自由，形塑出一套對內極度封閉的一黨專政國家體制。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被剝奪在聯合國裡的會員國代表權，被迫逐漸退出國際舞台，使得其對外關係亦深陷一種極為封閉的局面。自此，台灣正式進入全面鎖國的時期。而它要一直到「戒嚴令」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後，才得以開始緩緩向卡爾•波柏（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所說的「開放社會（Offene Gesellschaft）」之路邁進。

在先前那個嚴密鎖國的社會環境裡，盛行的是拼貼式的意識形態教條，至於「諸教條之間是否具有邏輯一致性」則沒什麼人膽敢去關心。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哲學思潮的引介往往也就零碎不全。凡是不符合當權人士之意識形態者，均會在思想檢查制度的運作下被消音或扭曲。因此斷章取義地選擇性引用哲人言論之舉，自然也就屢屢可見。再者，由於社會本身的封閉性加劇了資訊的不透明度，令一般人無從去核實資料來源，遂更加助長了資訊壟斷者假本尊之名來恣意混淆視聽的可能性，以致於一般人更難以確實掌握西方哲學家的思想全貌。值此之際，倘若能有本尊蒞臨指導、以正視聽，或許還能稍收正名之效。但是既然那時是在鎖國，當權者自然沒什麼興致邀請本尊來台，更不可能隨隨便便就讓本尊跑來拆台。儘管如此，在那個黑暗時代裡還是會有因實務上的需求而不得不遠聘外國「洋和尚」來唸經的時候。這時再怎麼樣堅固的銅牆鐵壁，也是有可能出現讓人見縫插針的機會。

據悉，在那個不敢拼外交、只能搞經濟的年代裡，中央研究院曾破天荒頒發名譽院士頭銜給兩位非華裔的經濟學學者，一位是被譽為「國民所得（GDP）之父」的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 1901-1985），另一位則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顧志耐，曾在1967年帶領一批美國學者來台舉辦研討會，並於次年協助台灣大學――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經濟學系成立博士班，加之其只講經濟、不談政治，故能順利被中研院選上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參見以下網頁：1、2。）但是，反對極權政體的海耶克能被提名、而且還願意接受此頭銜，相信此中必定有什麼小故事，但我在網路上找半天也沒發現什麼成果，只好暫時推想是由於他曾有三名與台灣有淵源的學生的關係吧！這三位分別是：「紫藤廬首代屋主」周德偉（1902-1986）、大力推動自由經濟的蔣碩傑（1918-1993）以及研究五四運動起家的林毓生（1934-），其中前兩者是海耶克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第三位則是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參見以下網頁：1、2、3。）

其實讓我更好奇的是，究竟海耶克曾經何時來過台灣？因為當我連結上中研院的網站、想查有關海耶克的資料時，竟然找不到任何記載。目前僅知他是30年前在錢思亮（1908-1983）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1970年5月到1983年9月）獲頒為名譽院士的，但不知確切是在哪一年。後來我終於在別處查到海耶克曾於1975年11月15日到台中逢甲大學――當時名為「逢甲工商學院」――進行演講與座談，同一日還有去參訪前身為「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的國立中興大學，並且均有留影為證。（參見以下網頁：1、2。）如此似乎可合理猜測海耶克就是那時來台接受榮譽頭銜的。不過，根據另一份網路資料顯示，海耶克其實在1967年也有來過台灣一次。當時海耶克曾表示希望能跟翻譯其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1919-1969）會面，無奈後者因鼓吹自由主義而正遭當權者之迫害與監視，且被特務警告不得參與海耶克的會議與聚會，故作罷。若我們將這段軼事配合其他線索推敲，則可知海耶克這趟台灣行顯然是跟顧志耐一起來參加前述經濟學研討會的。

海耶克的政經理論迄今於台灣一直有人在傳授，顯示其在台還隱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諷刺的是其訪台時的相關資料卻留存有限。這點恰恰間接證實了台灣戒嚴時期的資訊封鎖之效。儘管這種情形在封閉社會裡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對於一些生活在開放社會裡的人而言則是難以想像的，以致於當後者想要去研究某一特定封閉社會時，很容易受到諸般殘缺不全、甚至移花接木的文獻所誤導。不過，這並不是無法克服的，畢竟「凡是做過荒謬事，必留下些許破綻」，所以研究者只需秉持邏輯一致性原則，總會有看穿虛假表面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