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維特流亡日本記 / Löwiths Exil nach Japan

近日蒙友人贈送一本於台灣新近出版的洛維特（Karl Löwith, 1897-1973）自傳中譯本，原文書名為《我在1933年前後於德國的生活（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譯本更名為《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譯者則為區立遠。猶記我幾年前才在大學學生會圖書館清書大拍賣時買到該書的原文本，迄今擺在書架上仍未從頭到尾看完過。今既得譯本，思及過往人事，頗有諸般機緣巧合之慨，遂趁此機會趕緊把這篇斷斷續續寫了好一陣子的小故事寫完，以資紀念。

話說1933年對德國歷史來講是個十分關鍵的一年，因為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是在該年初上台掌權的。作為猶太裔德國人，洛維特以1933作為其自傳的斷代年，暗示出其命運與德國是緊密相連的，不論是好是壞。

是年4月7日，納粹政權施行了「公職人員重建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亦即俗稱的「亞利安條款（Arierparagraph）」，明定有四分之一以上猶太血統者均不得擔任公職，但允許以下例外：（1）1914年8月1日前已任公務員者、（2）一次大戰時曾上前線作戰者、及（3）有父兄於一戰中喪生者。不過到了1935年9月公布紐倫堡種族法（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後，又更進一步將這些例外情形全都排除在外，甚至連配偶為猶太人者亦等同視之。（參見：Wolfgang Benz，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Das Dritte Reich，第14-15頁。）這種強制純化公務員血統的做法明白剝奪了猶太裔公民權，這才讓諸多原以為已融入德國社會的猶太人驚醒，徹底了解到「這個黨政合一的獨裁政權為了追求亞利安人的生活空間（Lebensraum），根本就不會留給猶太人生存空間」，遂紛紛出走。

洛維特算是其中比較幸運的，因為他並沒有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那種在法、西邊境驚慌大逃亡的經驗。由於他在一戰期間曾上前線為德國打過仗，因而直到1935年春都還保有著馬堡大學的講師職位。不過，他在希特勒上台前即獲得了為期一年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會獎學金，於1934年春天偕妻前往義大利羅馬做研究，次年又獲得該基金會的補助金而得以衣食無虞地繼續待在義大利。1935年5月，儘管他確知回德任教無望，仍舊特別跑回馬堡一趟以爭取其依法應得的教師月俸，並在那裡巧遇一位本來打算來跟他唸書的日本留學生。在這位日本學生的建議下，他決定寫信給剛當上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九鬼周造（くき・しゅうぞう, 1888-1942），看看有沒有可能到日本去教書。（參見：Karl Löwith，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第78、104-105頁。）九鬼是他的舊識。據說，當九鬼1927年到馬堡從學於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時，就是由他在旁協助指導其閱讀《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的。在九鬼的奔走下――儘管有駐日德國大使館及德國文化中心的阻撓――，洛維特於1936年6月接到電報通知，說已獲聘為東北帝國大學的客座講師。於是，他與妻子於10月11日搭乘日本郵輪「諏訪丸（すわまる）」從義大利那不勒斯（Neapel）出海，開始了他的流亡日本之旅。（參見：Karl Löwith，同上，第108、110頁。）其流亡路徑圖如下所示。

這趟全長約一萬海哩的航程共花了五週的時間。首先是行經西西里島的Messina，橫渡地中海直抵埃及的塞德港（Port Said），接著穿越西奈半島的蘇彝士運河（Suezkanal）進入紅海，於10月21日繞過葉門的Perim島進入印度洋。22日，洛維特收到九鬼的電報，祝他旅途愉快，並說將會在神戶（こうべ）迎接他。28日，郵輪短暫停泊斯里蘭卡的可倫坡（Colombo）後，繼續東行。29日，接獲東北帝國大學基督教史學教授石原謙（いしはら・けん）的電報，通知其就職演講預訂在11月20日舉行，洛維特隨即回電告知講題將訂為「德國歷史哲學中的歐洲觀念」。11月2日輪船暫靠英屬新加坡後，駛入中國海，8日續抵英屬香港，10日上午停泊於日屬台灣基隆港。洛維特隨同幾位日本人上岸，一起坐車前往台北遊覽，因而見證了台灣在日治時代下的建設。相較於甫建校八年、沒什麼看頭的台北帝國大學，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乃是一所瀰漫聖林氛圍的新建神社。據其旅遊日記對神社的描述來推測，此應是戰後被改建為圓山大飯店的台灣神社，而非現今藏身於植物園裡的建功神社。11日晚上，船繼續開到中國上海，洛維特照例也上岸遊走一番；在船駛離上海前，又再收到九鬼的問候信及石原的電報。13日晚間船行經韓國外海，14日中午穿越日本關門海峽（かんもんかいきょう），最後終於在15日早晨抵達目的地――神戶港。九鬼與東北帝國大學法國文學教授河野與一（こうの・よいち）隨即登船迎接洛維特夫婦，並一起搭車直驅京都。翌日，河野帶兩位客人參觀京都名勝後，一起北上，並於傍晚抵達東京與石原會合。17日的行程則是參觀東京都，其間洛維特還特地跟1923年在馬堡受他私塾指導過現象學的三木清（みき・きよし, 1897-1945）碰個面。18日晚上抵達東北帝國大學的所在地仙台（せんだい）。19日早上10點，該校借福島市（ふくしまし）的禮堂為洛維特舉行歡迎儀式，並請其以英語向全校師生致詞。不過這只是熱身而已。他這齣流亡記的壓軸戲――就職演講――是要到20日才正式上場。（參見：Karl Löwith，Von Rom nach Sendai, Von Japan nach Amerika: Reisetagebuch 1936 und 1941。）於是，就在洛維特即將邁入40歲、東北帝國大學創校25週年之際，他的個人生存空間暫時又獲得了四年多的保障。

不可否認，洛維特流亡日本的整個過程毫無驚險可言。但是他的好運背後仍舊暗藏著陰影。因為德國與日本於1940年9月簽訂盟約後，納粹的影響力在日本日益加劇，洛維特的教職頗有難保之虞，所以他不得不於1941年繼續出走到美國去。儘管如此，他在日本所留下的足跡是無法磨滅的，而且肯定也是一段值得一書的東西文化交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