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極權國家的民主導師 / Der Lehrer der Demokratie für die posttotalitären Staaten

2009年6月18日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的80歲誕辰。為了向大師致意，德國出版業界裡亦有不少動作。譬如：Suhrkamp出版社趁此機會推出一套五卷的哈伯瑪斯《哲學文本集（Philosophische Texte）》（書介）；親社會民主黨的文化政治期刊《新社會：法蘭克福雜誌（Neue Gesellschaft / Frankfurter Hefte）》於6月號中刊出其主編Thomas Meyer教授親自執筆的讚文〈公民哲學家（Der Bürger-Philosoph）〉；以知識份子為讀者群的《時代（Die Zeit）》週報在6月10日所發行的第25期裡頭，有整整兩大版面的文章在為哈伯瑪斯暖壽；權威新聞週刊《明鏡（Der Spiegel）》於6月15日發行的第25期有撥出了兩頁來做介紹。至於像《法蘭克福匯報（FAZ）》、《南德報（SZ）》、《世界報（Die Welt）》等重要的全國性日報當然亦不可能在18日這天缺席。比較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左派另類《日報（taz）》。它不但在當天出了四頁的「哈伯瑪斯檔案（Habermas-Dossier）」，而且還令人莞爾地將之命名為「Jürgen Habermas 8.0」。

我們知道，哈伯瑪斯在1981年出版兩卷本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之後，毫無疑義地亦擠身入哲學及社會學的大師之林。他在人文學科上對當代學術界的影響，幾乎可說是無所不在。而其在國際間受重視的程度，亦可從網路搜尋引擎所能找到的相關網頁數看出端倪。無怪乎前述《時代》週報的那兩大版面中有將近一個版面的篇幅是匯集數位外國名人所撰之祝壽文而成，以示哈伯瑪斯的國際影響力。而且該版面之主標題甚至還這麼寫著：「這裡每個小孩都知道他」（"Hier kennt ihn jedes Kind"）。

哈伯瑪斯在德國享有高知名度，這點我們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在德國掀起過好幾場重大的論戰。然而，他到底為什麼能夠在國際間受到這麼多人重視呢？難道他真的光憑那龐雜枯燥的理論就足夠擁有如此這般國際性的非凡魅力嗎？針對這個問題，或許從美國西北大學哲學系教授Cristina Lafont為《時代》週報所撰的一篇談論哈伯瑪斯對西班牙之影響的文章（參見：Die Zeit，第50版，2009年6月10日。），可以找到一個具體且合理的解釋。

西班牙裔的Lafont指出，哈伯瑪斯對西班牙的影響力是別的哲學家所難以比擬的，而且其思想在西班牙之平日政治論辯或專業學科討論中所享有的威望均不遜於在德語圈裡的程度。就官方層面而言：1984年，他是第一位被邀請到西班牙國會做專題演講的外國哲學家；2003年，更榮獲有西班牙諾貝爾獎之稱的阿斯圖利亞斯王子獎（Premio Príncipe de Asturias）。就哲學教育而言：每個小孩在中學的哲學必修課裡都會學到哈伯瑪斯的名字；而每位想當哲學教師的人都須知道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公共領域理論以及其對傳統知識論的批評，就像他得了解柏拉圖（Platon, 427-347 v. Chr.）的洞穴譬喻一樣。至於哈伯瑪斯之所以擁有這麼大的影響層面，就Lafont看來則是歸功於以下兩重際遇。

第一重際遇是哈伯瑪斯的思想引入西班牙時的歷史背景。當時適逢軍事獨裁的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執政晚期，西班牙民主運動剛萌芽，其知識份子在長期鎖國的情況下亟需吸收新知，故被視為左派民主學者的哈伯瑪斯於1973年出版的《後期資本主義中的諸般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一書隨即就被這些求知若渴的知識份子所吸納。1975年11月弗朗哥去世後，其指定的接班人卡羅斯（Juan Carlos de Borbón）王子悄悄推動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西班牙於在1978年通過新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當然，就像所有的後極權國家一樣，那些獨裁時代的舊勢力精英份子害怕以前所獨享的特權與文化認同會因為民主轉型而不保，故會極盡所能地尋求復辟。不過，在經過1981年Antonio Tejero中校發動反民主政變失敗、1983年西班牙社會勞工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首度贏得大選且政權和平轉移之後，該國才算真正克服了前現代的政治傳統、成功轉型成民主制度。這時，高舉啟蒙精神、捍衛公共領域的哈伯瑪斯自然更被那些熱切反傳統、反極權的西班牙大學生所服膺。

第二重際遇則是緣於哈伯瑪斯他那強大的思想綜合力，提供給西班牙知識份子一個彼此溝通的管道。要理解這點，則需先稍微說明一下極權國家的一種思想控制現象。極權國家之執政者為了全面控制並影響社會暨個人的生活，向來會積極地將一般人民的思想禁錮於一言堂狀態。相應地，人民在公開場合裡唯有談論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哲學思想方能確保安全無虞。儘管如此，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仍會想方設法接觸或推廣「非主流的」哲學思潮，以求突破官方的思想箝制及御用學者的詭辯迷障。依照Lafont的說法，弗朗哥政權下的官方哲學主要是天主教傳統中的新多瑪斯主義（Neothomismus）、士林哲學實在論（scholastischer Realismus）。為了對抗該傳統思想，西班牙的異議人士們遂從六零年代中期起援引三種思潮作為其武器，即：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與分析哲學。問題是，這三種學派之思維方式差異極大，以致於不同學派的知識份子間的對話空間往往非常侷限。（Lafont沒有提到一項更嚴重的後果，就是：這些人甚至會因思維方式不同而先內鬥起來，以致於忘了去對抗其共同的敵人。）是以，他們亟需某個理論能夠具說服力地去將那三個思潮給鎔鑄成一身，以作為學派間溝通的基礎。而哈伯瑪斯的理論成就之一恰恰就在於此。

Lafont最後甚至把西班牙這個後極權國家之所以能形成今日這般既開放又一體的哲學文化氛圍歸因於哈伯瑪斯。她這個論斷聽起來或許有誇大之嫌，不過此非這裡所要談的重點。重點在於：她的說法至少讓我們意會到，哈伯瑪斯的國際影響力毋寧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的結果。畢竟，若非20世紀八零年代在世界各地迭起之民主化風潮，讓哈伯瑪斯得以「後極權國家的民主導師」之姿登上世界舞台，否則他現在頂多只是個世界著名的德國哲學家，而非著名的世界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