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政治開講 / Webers politische Rede

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屢戰屢敗，國內停戰之聲日益升高。1918年10月底，威廉港（Wilhelmshaven）與基爾（Kiel）兩地的皇家海軍率先發難，抗命出兵。隨後各地亦紛紛響應，釀成了一場全國性的大革命，終導致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於11月9日退位，以及採取議會民主制度的威瑪共和國之成立。是次革命，史稱「11月革命」。威瑪政權隨即於11月11日跟協約國簽訂停火協定，結束了一戰。不過，德國內部的紛亂並未因此馬上停息，因為各政黨間意見不合而使聯合政府產生內部分裂。1919年，聯合政府為了鎮壓那因立場激進左傾而分離出去的斯巴達克同盟（Spartakusbund）所發起的二次革命，默許極右團體「自由軍團（Freikorps）」去暗殺其領袖人物Karl Liebknecht及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參見：此網頁）

彼時，德國南方的情況也跟北方一樣地動盪。那在1871年方才歸為德意志帝國之藩屬國的拜陽邦（Bayern）――後者加入帝國後尚還能擁有自己的郵政、鐵道及軍隊等等權力――亦受到革命波及。1918年11月7日，拜陽國王路德維希三世（Ludwig III）被廢黜，代之以極左的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Münchner Räterepublik）。1919年5月初，柏林聯合政府軍隊與自由軍團攻入拜陽首府慕尼黑，終摧毀了拜陽邦欲再度恢復為獨立國的企圖。（參見以下網頁：1、2）

時値政治紛亂之際，諸多德國知識份子義無反顧地發出諍言；被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譽為該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的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當時亦未置身事外。韋伯在1918年底與人共同組織成立了一個強調個人自由和社會責任的政黨――德國民主黨（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簡稱DDP）――，並且還在該黨選戰中幫忙站台演講。正緣於其自由派的色彩，新成立不久的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之內閣遂決議自1919年四月起聘請韋伯擔任慕尼黑大學的講座教授，主授社會學、經濟史及國民經濟學。（參見以下網頁：1、2、3）在其到任前，韋伯還曾應「自由學生聯盟（Freistudentische Bund）」之邀特別到慕尼黑去，在位於阿達別特街15號（Adalbertstraße 15）的「史坦尼克藝術廳（Kunstsaal Steinicke）」裡發表過兩場演講。一場是1918年11月7日的「學術作為志業」，另一場則是1919年1月28日發表的「政治作為志業」。而這第二場演講則堪稱為經典，因其不但在後世介紹韋伯的導論書籍裡大多都會提及，甚至還曾作為世界百大動人政治演講之一而被人收錄於文集中（參見：Karl Heinrich Peter編輯，Reden, die die Welt bewegten，第255-267頁。）。據韋伯夫人Marianne後來的說法，當時韋伯在這場「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裡，是想為那些剛退役且心靈深受一戰之苦的青年們提供一道人生的指引。（參見：此網頁）而這場將近於90年前的演講，雖可說是因應當時政局變化而談的，但時至今日依舊不時被人拿出來討論，顯見其本身的現實性意義並未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縮減。

基本上，他在該演講裡是從政治倫理學及哲學的層面來談論政治人物所應具有之風範。其區分出以下兩種職業政治家的差別，亦即：「為政治而活（für die Politik leben）」及「靠政治過活（von der Politik leben）」。前者是欲藉由從事政治活動來建立出個人的生命意義，後者則是為了追求穩定的經濟收入而從政。不過，這兩者並非彼此完全互斥。事實也是如此。譬如在今日的民主政黨政治裡頭，同時既為政治而活、且也靠政治過活的職業政治家比比皆是。而這些職業政治家與政府官僚人員的最大不同處則恰恰在於，其必須完全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因此，一個好的職業政治家應當要具有承擔後果的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ühl），不能凡事都不沾鍋。另外他還需具備做事的熱情（Leidenschaft）以及靜觀人事變化的距離感（Augenmaß）才行。這樣的一種職業政治家因而就需要同時將下面兩種倫理學態度協調地融合於一身，亦即：存心倫理學（Gesinnungsethik）及責任倫理學（Verantwortungsethik）。前者是指人僅按照主觀信念去行事，而不計較其成果；後者則是指人做事僅需以其結果來做評價。韋伯之所以主張要結合這兩者，則是緣於：職業政治家一來會因存心倫理學之態度而信心堅定，有熱情做事，二來又會因循責任倫理學之態度而能冷靜評估時事，並勇於為行為後果負責。故不可偏廢其一。以上僅略舉該篇演講內容一二。若看倌有興趣細讀全文的話，現已有人將之放在網路上分享，煩請直接連結至該網頁去閱覽。

再順便附帶一提的是，我們從韋伯的這場政治開講還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即：儘管他本人企圖將自己的研究跟哲學劃清界限，但是他在此對政治活動的分析其實還是很哲學性的。所以難怪雅斯培跟洛維特（Karl Löwith, 1897-1973）都異口同聲說，韋伯應當也算是個哲學家才對。（參見：Metzler Philosophen Lexikon，「Max Weber」條目，第9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