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訪談海德格之緣由 / Die Ankünftigkeit des Spiegel-Gesprächs mit Heidegger
然而,海德格是不可能真的一輩子都對此悶不吭聲。我們可以從「他生前曾在《時代(Die Zeit)》與《明鏡(Der Spiegel)》兩份德國著名週刊裡分別刊登過一篇讀者投書」一事看出,他至少仍是在乎輿論界的目光、不欲遭人任意曲解。果不其然,就在他於1976年5月26日逝世後沒幾天,《明鏡》隨即於5月31日(第23期)獨家刊出一篇10年前就已完成的海德格訪談稿,標題為〈唯有一位神祇還能拯救我們(Nur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在那裡頭,海德格終於針對其在納粹時期的所作所為作出了密集的辯解。於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生前一向對過去保持沉默的海德格老早就已預先安排好這步棋,以求在他入棺後還能去左右後人對其政治行為的評價。
這場訪談乃是起因於一篇書評。1966年2月7日,《明鏡》在該年度第7期110-113頁裡刊出一篇評論亞歷山大•史汪(Alexander Schwan)新書《海德格思想中的政治哲學(Politische Philosophie im Denken Heideggers)》的文章,篇名為〈海德格:世界黯夜之午夜時分(Heidegger. Mitternacht einer Weltnacht)〉。文中宣稱海德格在納粹期間做了一些有違道義之事,諸如:禁止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踏進佛萊堡大學、或因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之妻為猶太人而不去拜訪他。由於這些傳聞偏差有誤,海德格遂執筆予以駁斥,以讀者投書的方式刊於3月7日出版的《明鏡》第11期之9-12頁處。但海德格的親友卻認為這樣做還不夠,希望他能夠更詳盡有力地來發言捍衛自己。

這個著名的《明鏡》訪談是1966年9月23日在海德格的弗萊堡家中書房裡舉行的。在場者除了海德格及Augstein外,還有海德格的摯友Heinrich Wiegand Petzet、《明鏡》主編Georg Wolff、女攝影師Digne Meller Marcovicz、紀錄員Steinbrecher及一名技工。訪談時間從上午十點初頭開始到下午一點為止。(參見:Günter Neske及Emil Kettering編輯,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第123頁。)訪談的前半部內容是圍繞著海德格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前後期間的言行態度。面對Augstein之直接犀利的質問,海德格有時枚舉出旁人罕知之事例來為自己辯護、有時避重就輕地只挑有利於他的部分講、有時則顧左右而言他地暢談其是如何跟納粹分道揚鑣的。至於訪談的後半部則是轉去談論海德格對技術的批判;海德格於席間道出一句經典的箴言――「唯有一位神祇還能拯救我們」――,此語遂被《明鏡》的編輯於1976年刊登該訪談稿時拿來充當標題。
如果我們以為《明鏡》所刊出的這份訪談稿有忠實呈現出當天的對話的話,則就大錯特錯了。根據海德格之次子兼遺稿管理人Hermann Heidegger的說法,事實上該訪談的文字稿一被整理出來後,海德格及《明鏡》編輯均各自從修辭上及內容上又再對之予以加工與補充。而這份加工過的、經海德格簽署同意的訪談文字稿還不是最後刊出的定稿。因為《明鏡》編輯之後不但又偷偷修改、添加了一些問句,甚至還刪除掉海德格的一些話。海德格對此當然毫不知情,因為他此時已然作古。(參見:同上書,第112-114頁。)若不是海德格的遺稿裡仍存留一份當初的文字稿副本,後人恐怕也不可能發現到「就連形象客觀公正的《明鏡》也會仗著海德格死無對證,玩起竄改他人文句的低級技倆」。我們由此遂又再次證實了,媒體從業人員確實是有可能為了新聞聳動性或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而悄悄做些文字更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