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布尼茲與台灣 / Leibniz und Taiwan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是個非常博學多聞的哲學家。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能都還不足以顯示他的厲害之處。其涉獵到的領域包括有哲學、史學、政治學、法學、數學、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醫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不一而足。更厲害的是，他在諸多領域裡都有極佳的成就，難怪其名聲迄今仍舊會在不同學科的圈子裡傳誦。故我們也無需訝異有人會稱呼他為「活的百科全書」了。（參閱：Otfried Höffe，Kl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189頁。）

對於這樣一位博學的哲學家，如果有人說他不但知道台灣的存在，而且還在其出版物中提到過台灣的名字，恐怕諸位看倌會馬上斷言說「不可能」吧！畢竟，據說就連當代研究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名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都說，台灣是他東南亞地圖上的最後「未知域（terra incognito）」了，則更何況是三百年多前的西歐人？好吧！說萊布尼茲知道「台灣」這個名字，是有點誇張。不過，若是說他知道台灣的舊名「Formosa（福爾摩沙）」，倒也不假。若欲知詳情，還請看倌耐心聽我娓娓道來。

話說歐洲在15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由於東西方的商業往來漸趨頻繁，故歐洲人對亞洲也就越加感到興趣，這其中也包括天主教教廷。自16世紀中期起，教皇就開始陸續派遣耶穌會教士（Jesuiten）前往信仰異教的亞洲去傳福音；到了16世紀末期，終於有位名叫Matteo Ricci（1552-1610，漢名：利瑪竇）的耶穌會士成功進入歐亞大陸最東邊的一個古老帝國傳教，從而在當地開啟了為期一百多年的第一階段傳教史。彼時，歐洲人雖是以「sinae」此拉丁語詞來稱呼這個神秘的古國，但行家們咸信該國名稱之更恰當的唸法應為「Tschina」，亦即後來的漢字音譯名「支那」。（有關當時歐洲人對支那國名的考證，可參考：這裡。）他們透過那些傳教士的通信、遊記及報告，對支那之風土、民情、藝術、科學等等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發現其顯然是個可與歐洲媲美的高度文明。雖然他們對該異文化的那些認識不乏誤解與偏見之處，但不可諱言地那也讓諸多初接觸東亞文化的歐洲人動念想去對其有更多的瞭解。尤其是在歐洲進入那亟欲擺脫傳統桎梏的啟蒙時代之後，有人甚至希望能夠在支那找到一些可供其仿效學習之處。這其中也包括那位幾乎是萬事通的哲學家萊布尼茲。

當時，萊布尼茲透過各種管道聯繫每一位有可能提供他相關資訊的傳教士與學者。1697年4月，他將剛蒐集到的新資料集結成冊出版，書名訂為《支那最新情報（Novissima Sinica）》，內容則包括一篇他所寫的〈前言〉以及以下六份文件（參考：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Novissima Sinica，第二版，〈前言〉網路版。）：

（1）由路西塔尼亞裔（Lusitania［註：葡萄牙的前身］）耶穌會神父暨北京學院院長José Soares（1656–1736，漢名：蘇霖）所彙整的報告，關於「1692年終於獲准在支那自由宣傳基督教信仰」一事。
（2）節選自耶穌會神父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漢名：南懷仁）於支那付梓之天文學書籍中有關當今執政帝王之學習狀況的書摘。
（3）義大利裔耶穌會神父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漢名：閔明我）於1693年12月6日自印度Goa（果阿）寄給萊布尼茲的一封信。
（4）比利時裔耶穌會神父Antoine Thomas（1644-1709，漢名：安多）於1695年11月12日從支那的Pekino（北京）寄來的一封信。
（5）簡述莫斯科使節團於1693、94及95年間完成的支那之旅。
（6）附錄：摘錄自耶穌會神父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漢名：張誠）於1689年9月2日及3日從位在支那邊界的莫斯科所屬Nipchou（尼布楚）城所寫之書信，信中談及支那人與莫斯科人之間的戰爭以及其終於達成的合約。

就在該書出版的同一年，法裔耶穌會神父Joachim Bouvet（1656-1730，漢名：白晉）自支那返抵法國。他是受命於刻正統治支那的東部韃靼人（Tataren）帝王康熙（Cang-hii），回來向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請求增派數名精通科學的傳教士隨其到支那去。Bouvet在駐留法國的這段期間，經人介紹閱讀了那本廣受耶穌會好評的《支那最新情報》後，寄給萊布尼茲一本他才剛出版的《支那帝王之歷史寫照（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以供參考。這本書其實是Bouvet用來向路易十四世介紹康熙生平的一本法文傳記。由於其內容深入詳實，故萊布尼茲遂決定請人將之翻譯成拉丁文，並收錄到他後年再版的《支那最新情報》裡頭，以饗更多求知若渴的讀者。

恰恰是在這份被他於1699年收入至增訂第二版《支那最新情報》中的文件裡――標題為〈高盧裔（Gallo［註：法蘭西的前身］）耶穌會神父Joachim Bouvet所描繪的當今統治支那人之帝王的威儀，轉譯自高盧語。〉――，出現了「福爾摩沙」的名字。其所出現的脈絡則是在Bouvet講述韃靼人征服支那的初期歷史之處。他在該文中提到，當那位昔日著名的海盜國姓爺（coccesindi, 1624-1662）於Nan-King（南京）城一役大敗給韃靼人軍隊後，乃以武力奪取巴塔維亞（Batavia［註：荷蘭的前身］）所屬的福爾摩沙島（Formosa Insula）以作為其棲居地；其兒子亦繼承統治該島，直到當今帝王之大軍壓境時，方才投降臣服。Bouvet的這段記載現可在2008年出版的萊布尼茲《著作暨書信集（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第4類第6卷之第459頁中找到，所以諸位看倌不用擔心找不到文獻來佐證。

現在吾人總算可以了解到，萊布尼茲這個「活的百科全書」的稱號可不是隨便亂取的。相信諸位有了此次經驗後，會更加小心地去考察自己那些平素看似「想當然爾」的斷言吧！另外，我等台灣學子下次打開西方哲學史來閱讀萊布尼茲時，相信也會因為這段小插曲而對他多增幾分親切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