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März 2007

在希特勒故城的維根斯坦 / Wittgenstein in Hitlers Heimatstadt

身為奧地利鋼鐵工業大王之子,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不但從小生活在一個充滿文藝活動的豪奢環境裡,而且一直到14歲之前都是待在家裡接受家庭教師的私塾指導,不曾到學校受過國民教育。維根斯坦的大姐Hermine在戰後回憶其小弟時曾提到,由於維根斯坦在家接受的私人基礎教育不符維也納文理中學(Gymnasium)的入學要求,所以只好被遠送到奧地利第三大城Linz的國立高級實科中學(Staats-Oberrealschule)去接受銜接教育,以俾將來能唸大學。(參見:Ludwig Wittgenstein: Porträts und Gespräch,Rush Rhees編輯,Joachim Schulte德譯,第21頁。

維根斯坦上的這間學校創立於1851年,當時座落於Linz的石頭巷六號(Steingasse 6),後因學生人數日增、教室空間不敷使用,乃於1909年遷至法丁格街四號(Fadingerstraße 4)。1963年又因應教育法規修改,校名由實科中學改名為理科中學(Realgymnasium),現今之正式名稱則為「Bundesrealgymnasium Linz」。(參見:該校之校史介紹。

Wittgenstein und seine Mitschüler an der Linzer Realschule

維根斯坦在這所強調自然科學教育的中學裡總共待了三年――從1903年秋到1906年夏。他在學校裡特別顯得格格不入。根據Hermine的說法,維根斯坦跟其他同學們與眾不同的原因,在於他的興趣、閱讀喜好跟同儕都大不相同,甚至是連講話的方式也不太一樣,譬如:維根斯坦與同學交談時,是以敬語稱呼對方為「您」,而非用平輩熟人間的「你」。不過,更為關鍵的因素則在於他的心思非常纖細敏感,而這在男孩子們的眼中簡直就是個外太空來的怪胎。(參見:同上書,第21-22頁。維根斯坦的多愁善感當然並非天生的。不信的話,我們不妨可以來細看一下上面那張他於該校就讀期間的團體照,並比較另一張據推測為更早期拍攝的獨照,即可發現維根斯坦的眼神在前一張照片裡似乎比後一張還要來得憂鬱許多。這或許應歸因於當時維根斯坦家裡發生的兩起悲劇:他的大哥Hans及三哥Rudolf因為承受不了父親的嚴厲管教,於1902年及04年相繼自殺。家裡接連遭逢這種變故,連大人都會難以承受,更何況是仍尚年幼的維根斯坦,而其往後的生命情調也就因此被決定了。

1906年維根斯坦中學畢業、上了大學後,展開另一階段的人生旅程;而後者又是如此地引人入勝,以致於少年維根斯坦那段短暫蒼白的中學生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被人們僅僅當做是個小插曲而忽略掉。直到突然有人心血來潮,想起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那時人恰好也待在多瑙河畔的Linz,這才驚爆出了一件罕為人知的故事。

話說,希特勒雖出生於德奧邊境的Braunau,但其父親因為工作的關係得經常搬家,所以他從小也就得常常跟著轉學。不過後來他本人倒是屢屢跟人提及Linz才算他的故鄉之城,因為他在這裡度過其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希特勒全家於1899年搬到Linz郊區的Leonding,少年希特勒則於1900年開始到Linz石頭巷的實科中學上課。儘管他在唸國民小學(Volksschule)時,表現都還不錯,可是打從他一入中學起,成績就一直在及格邊緣徘徊。當維根斯坦於1903年從五年級開始入學唸起時,比維根斯坦還早四天出生的希特勒仍在唸三年級。1904年,維根斯坦順利升上六年級,希特勒卻得留級重讀。校方念其剛喪父不久,乃建議他轉學到課業要求較鬆的Steyr實科中學,到那邊可繼續唸四年級,這樣就不需要留級了。不過希特勒到了那裡以後,情況仍未改善,終究還是被留級了。1905年,他再因重考未過而輟學,遂轉念想去當畫家。(參見以下資料:1234)至於這位沒有天份的失意畫家之後如何走上政治這條路,則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既然希特勒與維根斯坦曾經同時在Linz實科中學就讀,那麼就算這兩人在學校裡不認識彼此,擦身而過的機會自然多的是,沒什麼好希奇的,有意思的是其甚至還有可能一起合照呢!呵呵!命運之神將猶太裔大哲人與反猶太大魔王給如此安排在一起,真不知該說是諷刺?還是幽默?

24 März 2007

到表親之路 / Der Weg zur Vetternschaft

西方人區分親屬的概念沒有華人世界複雜,當人們兩代之前的直系血親為同一人時,不論是輩分高低,彼此均可以「Cousin(表親)」一詞來概括稱呼之。不過,若有需要去辨明兩人間之血緣親疏關係的話,也還是會按照其親等關係來做細分的。譬如:當兩人的系譜中有共同的祖父(不論父方或母方)時,英語的說法是一等表親(first Cousin)、同曾祖父者則為二等表親,以此類推;若兩人還有輩分差(removed)的話,則差一輩就補個「once removed」,差兩輩則是「twice removed」。所以就算要攀親引戚,也是不能隨便亂叫的。

雖說名人的表親不必然就有名,但若湊巧有此情況發生的話,肯定是能增加一點看頭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剛好有個也是同樣鼎鼎大名的表親,即奧地利國民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海耶克出身奧地利貴族家庭,1921年及23年在維也納大學分別取得法學與政治科學的博士學位,接著獲得洛克菲勒(Rockefeller)獎學金到美國紐約大學作一年研究,之後又回到維也納大學繼續深造。彼時正逢邏輯實證論的興盛期,他因此接觸了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及波柏(Karl Popper, 1902-1994),從而對其思想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海耶克為了取得大學授課資格(Habilitation),於1929年以〈有「儲蓄是無意義的」這回事嗎?(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為題發表演講,該文亦刊登於《國民經濟學期刊》(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倍受學界矚目,遂於1931年受邀至倫敦大學政經學院講學,隨後即任職於該校。1938年,奧地利被併入納粹德國,海耶克決定不回奧地利,乃申請成為英國公民。他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期間,除了與主張國家干預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打對台而負有盛名外,還做了件讓其舉世聞名的事,就是在1944年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大力抨擊集體計畫式的政治體制,以捍衛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1949年海耶克離開倫敦政經學院到美國發展,1950年起在芝加哥大學執教,1962年再轉任德國弗萊堡大學。6年後,他自弗萊堡大學退休,並回到奧地利於薩爾斯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又越六年,乘著奧地利經濟學派翻身之際,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1992年於弗萊堡去世。(上述資訊擷取自:1234

綜觀海耶克的學術經歷,其實跟維根斯坦並沒有太大的交集。他們甚至連日常生活也都沒有多少的來往;更正確來說,在這兩人因「流亡」英國而於倫敦開始有實際互動之前,彼此根本就沒什麼接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說穿了,不過是因為其血緣關係有點遠罷了!據悉,維根斯坦的外祖母與海耶克的外曾祖母是姊妹,所以他們兩人其實是年齡相差有10歲的「表舅甥」,而非如諸多中文網頁上所說的為「表兄弟」。換言之,他們是差一個輩分的二等表親。這種母方的親屬關係在一個父系社會裡,通常並不會很親。所以雖然海耶克的媽媽與維根斯坦的大姐Hermine還有機會因母方的女性聚會而熟識,但這兩個男人碰面的機會則是微乎其微。難怪在一次大戰期間,尚在從軍中的兩人曾於1918年在火車月台上偶遇,當時雖覺得似曾相識,懷疑彼此有可能是親戚,卻未想到其可能是怎麼樣的親屬關係。

維根斯坦於1951年去世。由於維根斯坦平日深居簡出,社交活動少,出版又更少,在外人看來相當地神秘,所以當時沒什麼人有能力去替維根斯坦寫個完整的傳記。有鑑於此,身在芝加哥的海耶克心想,雖然他跟維根斯坦不甚熟稔,但身為其親戚,而且對維也納與倫敦的環境也都頗為了解,應當能夠勝任此事才對,遂開始蒐集起相關的資料。不過,他後來聽說維根斯坦的女弟子安絲康柏(G. E. M. Anscombe, 1919-2001)可能已在著手撰寫,遂考慮是否要打退堂鼓。儘管如此,他還是繼續蒐集資料,打算為文介紹一些曾經跟維根斯坦有密切接觸的人物。(參見:海耶克於1953年2月7日寫給R. F. Harror的)我們可以從「海耶克學會」(Friedrich A. von Hayek-Gesellschaft e. V.)網站上提供的海耶克著作表看到,他後來還是有寫出兩篇介紹維根斯坦的文章:一篇是1974年2月8日刊於《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另一篇則是寫於1977年的〈回憶我的表親路德維希•維根斯坦(1889-1951)〉(Remembering My Cousin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後收錄於其全集第四卷裡。

話說回來,親屬關係可謂是人類一種自然天生的人際關係,若硬是要以表親來牽關係的話,甚至可以一表三千里。但是,如果沒有共同的生活背景脈絡,則不論血緣再怎麼有關聯,其終究也無法改變「雙方形同陌路」這個事實。所以就算海耶克想要走上維根斯坦的表親之路,也是要多下點功夫才行的。

18 März 2007

黑暗時代的國家神話 / Der Mythus des Staates in finsteren Zeiten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之軍隊閃電突襲波蘭,英法兩國隨後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戰爭乃正式爆發。不過,英法其實一開始時仍是宣而未戰,僅對德採取各式封鎖策略而已。而德國為了奪得北歐海域掌控權,以避免西線海事遭英軍封鎖,並確保由瑞典Kiruna地區所供給的鐵礦能夠順利經由挪威海港南運來德,遂於1940年4月9日迅速出兵攻佔本已與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丹麥與挪威。隔月,德軍又迅雷不及掩耳地西襲中立國荷蘭、比利時。法國邊境用以抵擋德軍的馬奇諾防線瞬間成為英雄無用武之地,整個戰情對英法盟軍十分不利。

才剛剛於1939年6月2日取得瑞典國籍的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見此情勢,心中非常憂慮,擔心德國也會為了戰略考量而佔領政治中立的瑞典。恰好在1940年底時,美國New Haven的耶魯大學哲學系主任Charles Hendel邀請卡西勒至該校擔任為期兩年的客座教授,卡西勒很快就答應了。1941年6月4日,他偕妻子Toni――大他九歲的表姊――坐船抵達美國紐約。半年後,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亦正式捲入大戰。卡西勒自然也就更不想回瑞典去了。所以當他在耶魯大學的任期屆滿之後,Hendel為了協助卡西勒繼續駐留美國,除了為他籌措到第三年的資助經費外,還幫他爭取到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1944年秋,卡西勒赴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同年,他出版了《人論》(An Essay on Man)一書,此可說是其三卷本名著《符號形式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的英語精華版,並被視為其旅居耶魯三年的工作成果。他還特別將該書題獻給Hendel,以感謝其催生此書的功勞。(參見:Heinz Paetzold,Ernst Cassier – von Marburg nach New York. Eine philosophische Biographie,第2-3、191-5頁。

卡西勒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後,致力於從觀念史的角度來探究現代文化之政治黑暗面――國家社會主義。他開設了一門有關「政治神話之起源與本性」的課程,並著手撰寫《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一書。他在剛剛完稿沒多久後,就於1945年4月13日旋然去世。據說,卡西勒在逝世的前一天,從廣播中獲悉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已於睡夢中安祥往生。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讓敬佩羅斯福的卡西勒略感震驚。當時其年屆八旬的妻子Toni還跟他戲言說:倘若他保證也是以此方式死去的話,那麼就允許他明天去世。隔日,卡西勒在大學討論課下課後,先留在學校跟人玩了一盤棋,之後才在一位學生的陪同下走到街上去坐車。就在其舉手招喚計程車之際,卡西勒竟突然因心臟驟停而猝死,真可謂是一語成讖。於是,晚年因反猶納粹而顛沛流離的卡西勒,就在大戰結束前夕永遠地停留在美國,安葬於紐澤西州Westwood的Cedar Park Beth-El墓園裡。(參見:同上書,第195-6頁。

在Hendel的大力奔走下,卡西勒的遺稿《國家的神話》於翌年出版。該書更是迅速被翻譯成西班牙文(1947)、瑞典文(1948)、德文(1949)、義大利文(1950)、葡萄牙文、韓文及日文(1957),顯示出二戰後有諸多人急迫地想了解卡西勒是如何從文化哲學的觀點來看待納粹極權崛起的這個歷史事件。(參見:同上書,第212頁。)卡西勒在書中是如此解釋的:由於人們對理性產生了絕望,才會轉而去訴諸一種同樣令人絕望的政治神話,以作為飲鴆止渴的手段。然而,現代政治神話並非是無意識的自由想像下的產物,而毋寧是按照計畫精巧編造出來的一套機制;它是透過激發情感的巫術性語言及高壓同化的政治性儀式來麻醉人,才會令眾人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就淪為其犧牲品。(參見:Ernst Cassirer,Der Mythus des Staates,1978年第二版德譯本,第363-374。)但是,卡西勒也很清楚,雖然哲學有看穿現代政治神話的能力,可是光憑哲學之力是不足以真正杜絕政治神話的,因為神話一向就不是理性論證所能夠穿透的。畢竟會被神話給完全沖昏頭的人往往感情用事,自然也就不會接受理性論證的反駁。儘管如此,哲學還是有助於我們去了解這個難纏的對手――不光是去了解其弱點,而且還要去了解其長處才行。因為納粹之所以如星火燎原般地血染大地,正是緣於當初哲人們都低估了其長處,對其政治神話之荒誕僅僅一笑置之,所以才縱容其坐大到難以收拾之境。(參見:同上書,第388。

相對地,理性之光從來也不是黑暗神話所能夠摧毀的。就此而言,哲學家的歷史就宛如是理性之光的承傳史,奮勇地帶領人們穿越一重重黑暗千山。而卡西勒,肯定是眾多靈光中極為閃耀的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