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Juni 2006

星骰之泉 / Brunnen des Sternwürfels

海德格於1934年4月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的職務後,在哲學系開了他第一門有關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的演講課。自此,他開始透過跟詩人對話,來追問「思」與「詩」之間深邃難解的關係。而除了賀德林之外,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葛歐爾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特拉克爾(Georg Trakl, 1887-1914)等人亦都是其後來所津津樂道的大詩人。不過,這些人嚴格來講都不是他實際對話的對象,因為他們早就已經作古了。所以真正能夠跟其對話的,毋寧說是他們的詩作,或甚至根本就只能說是那個說出這些詩詞的神秘語言自身而已。倘若我們要追問海德格是否曾經跟什麼詩人發生過真實對話的話,則最有可能的應該就是跟喻為二戰後最重要的德語詩人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相遇的那次。

這兩個人雖然早從50年代起就已在持續注意彼此的作品,並且頗有惺惺相惜之感,但卻從未謀面過,直到1967年為止。那年的7月24日,長年旅居法國的策蘭應德語文學家Gerhart Baumann之邀,到弗萊堡大學的大禮堂朗讀其詩作。當天湧進了上千名的觀眾,而年近八旬的海德格即坐在第一排聆聽。會後,海德格邀請策蘭隔天一早到黑森林去郊遊,並到他那棟位在透特瑙山(Todtnauberg)的小木屋裡坐坐。(參見:Rüdiger Safranski,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第467頁。)雖然猶太裔的策蘭無法忘懷海德格過去的納粹背景,但還是帶著矛盾的心情接受了後者的邀約。25日,策蘭來到了海德格鼎鼎大名的山中避難所前,迎面看到的是小屋旁接引山泉水的給水木槽,以及其上方著名的木雕裝飾:正立方體狀的十字星。接下來,主客兩人間顯然沒有多少交談,更遑論有什麼實質上的思想對話了。策蘭在小屋裡的訪客留言簿上是這麼黯然地寫的:「望著泉星、冀盼那將至的心語,寫入小屋簿冊裡。1967年7月25日 / 保羅‧策蘭」。(參見:Wolfgang Emmerich,Paul Celan,第142頁。)策蘭隨後請求再到附近位於大閤山(Dachsberg)的侯溪沼地(Horbacher Moor)那裡去走一走。於是,他們遂又找個人開車,送其前往透特瑙山東南方的高山沼地。然而由於下雨的關係,地面過於泥濘,所以其不得不在半路作罷,掉頭回到弗萊堡去。(參見:Otto Pöggeler,Spur des Worts: Zur Lyrik Paul Celans,第152, 259頁。


Bedenken am Brunnenstern

策蘭在返回法國的路上,寫了一首名為〈透特瑙山〉的詩,以記那天的經歷。他這首詩完成於1967年8月1日,並收錄在1970年出版的詩集《迫光》(Lichtzwang)裡。儘管〈透特瑙山〉幾乎僅只有簡單點出策蘭此行所目睹的幾個景物,但是它因為暗含著豐富的意象與聯想,以致成為了策蘭最為有名、最多人詮釋的詩作之一。(參見:Interpretationen: Gedichte von Paul Celan,Hans-Michael Speier編輯,第162-163頁。)至於各家詮釋優劣如何,因我的德語不好,不敢妄斷,請看倌自行評判。在此僅斗膽將此詩試譯為中文,以紀念這場思與詩的相遇。


透特瑙山 / 策蘭

金車菊 小米草
掬飲之泉 上有星骰

小屋 裡

寫入冊
――誰人名
在吾前?――
寫入冊 字行間
冀盼 今天
思者 心語 將至

林中草地崎嶇
蘭花各自孤放

生澀 隨後 車內
鮮明

載運我們的 這人
一同聆聽

高山沼地
走了一半的 木道

潮濕
非常

15 Juni 2006

亞里斯多德早餐 / Aristotelische Frühstücke

海德格在1923年6月18日收到馬堡(Marburg)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聘書,總算是在當了將近8年的講師之後,有了一個正式的專任職位。他在7月14日寫給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信中意氣風發地說,他將會從弗萊堡(Freirburg)帶領一批16人的突擊隊去上任,好讓他未來的馬堡同事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難看。(參見:Rüdiger Safranski,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第149頁。

德國學術界有個特殊現象就是,有志於學的學生們常常會像現在的追星族一樣,跟著明星老師一起轉校。但到底海德格是否真的有攜帶這麼多人馬到馬堡去,這一點我仍無法得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確實有不少人是因為海德格的關係而到馬堡唸書的。漢娜‧卾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曾在祝賀海德格80歲生日的演講中指出:早在其名著《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於1927年出版之前,海德格被封為思想王國之神秘國王的傳聞,就已傳遍了整個德國。傳聞中說,有一個教師真的能臻至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所要回歸的「事物自身」(Sachen selbst),只要跟著這個人也許就能夠學會真正的思考。而正是這個傳聞,將那些厭煩於沉悶的哲學傳統的學生們都給吸引到海德格身邊來。(參見: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Günther Neske & Emil Kettering編輯,第232-235頁。)按照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說法,當海德格轉到馬堡大學時,洛維特(Karl Löwith, 1897-1973)、Walter Marseille、Walter Bröcker這幾個學生也隨後跟了過來。他們這幾位弗萊堡學生很快就跟高達美、Jacob Klein、Gerhard Krüger這三個老馬堡學生組成了第一批海德格親衛隊,凡是海德格開的課,無不到場搖旗助陣。(參見:Hans-Georg Gadamer,Philosophische Lehrjahre,第35頁。)這幾個人也因此建立起深厚的情誼,甚至當他們出師、開始擔任講師之後,彼此依舊交往如蜜。


(v. l. n. r.)Löwith, Gadamer, Frida, Bröcker, Jutta und Irmgard

話說,海德格在1924年夏季學期開了一門「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基本概念」的演講課,並將上課時間訂在早上7點。他這群第一批親衛隊之隊員們為了趕去上這麼一大早的課,全都來不及吃早餐。他們遂約定下課後各自購買早餐、帶到其中一個人的家裡去吃,並順便討論剛才上課所聽到的東西。這種持續數小時之久的早餐會也就被他們戲稱為「亞里斯多德早餐」。(參見:Hans-Georg Gadamer,同上。

洛維特以為,海德格是一時心血來潮才決定將他的演講課排在早上7點到8點之間的。(參見:Karl Löwith,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第64頁。)但是,這恐怕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按照高達美的說法,哈特曼習慣在晚上9點才將學生們找來一起討論哲學,且總是要進行到半夜才肯罷休。但是既然海德格硬要在一大清早上課,作息無法兼顧的學生們經過權衡,自然會決定不再去參加哈特曼的午夜討論會,哈特曼的圈子也就因此垮掉。(參見:Hans-Georg Gadamer,同上,第22頁。)這樣的結果恰恰符合海德格之前向雅斯培所預告的。於是,我們不禁要自問:海德格這樣做真的不是故意的嗎?

11 Juni 2006

決戰魔山之巔 / Kampf auf der Spitze des Zauberberges


Der Davoser "Zauberberg"

托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在1924年發表小說《魔山》(Der Zauberberg),從此奠定其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按照維基百科所整理的資料,小說的場景設置在瑞士東南方、海拔1560公尺高的達沃斯(Davos),一個今日聞名於世的滑雪度假勝地。故事主人翁Hans Castorp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7年,前往達沃斯一間名為Berghof的肺結核療養院,探訪在該地養病的親戚,並計畫在那裡逗留三週。他在這個彷彿時間凍結住了的阿爾卑斯山城裡,結識數位來自歐洲各地的病患,其中極具重要性的兩位應屬:崇尚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者Lodovico Settembrini,以及反理性的神秘主義耶穌會士Leo Naphta。這兩個人在魔山上針對諸如疾病、死亡、時間等等議題不停地論戰著,為的是去說服Castorp成為其思想陣營中的一員;此可謂該小說中一條非常重要的主軸。巧合的是,托馬斯‧曼所虛構的這場哲學思想交鋒戰竟然在5年後於舊地真實重演。只不過這整件事的前因後果可就說來話長了。

據說,先是布達佩斯(Budapest)的Kollarits教授於1926年提議在高山上辦一所國際大學,因為他估算當時歐洲約有60萬大學生患有肺結核,而這種疾病幾乎只有在達沃斯這類的高地裡才能治癒,故這種高山大學可以提供患病的學生同時唸書又養病的環境。達沃斯「森林療養院」(Waldsanatorium)的Jessen醫師則是退而主張只要提供一些大學課程即可。於是,就在1927年8月底於達沃斯成功舉辦了一場大型籌備會議之後,「第一屆達沃斯大學課程」(1. Davoser Hochschulkurse)終於在1928年3月18日正式登場。這些具國際性訴求的課程辦得十分有聲有色,除了共有45個大學教師、364個大學生以及約400個旁聽生參加之外,還特別邀請到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來發表開幕演講。這個有點像春假學術研習營的活動遂因此在歐洲一炮而紅。

次年,「第二屆達沃斯大學課程」成為了那時德國哲學界的一大盛事,雖然這場為期三週(16. März – 6. April)的研習活動約才30個大學教師及200個大學生參加而已。這次活動的主辦者Paul Müller醫師的野心頗大,他邀請當時德國哲學界的兩大明星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來達沃斯,請他們先分別演講數場,之後再共同針對康德哲學進行一場專題討論會。才剛出版《符號形式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第三冊的卡西勒,被視為與傳統理性文化相契合的人文主義者;而正在準備6月份弗萊堡大學哲學教授就職演講〈何謂形上學?〉(Was ist Metaphysik?)的海德格,則像是傳播神秘存有之聲的彌賽亞式革命家。一個是舉止彬彬有禮的紳士,另一個則有如不懂禮教的農夫。要這兩個思想、個性差異頗大的人對談各自的康德詮釋,可以想見必定會是一場劍拔弩張的新舊思潮肉搏戰(參見:Kurt Wuchterl,Streitgespräche und Kontroversen in der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第143-149頁。)因此,大多數與會者都不禁聯想到托馬斯‧曼的《魔山》,把卡西勒想像成Settembrini的化身,而Naphta則彷彿是透過海德格之口來講話。再者,這場在魔山之巔上重演的形上學決鬥儘管刀光劍影、鏗鏘有聲,卻也跟小說的結局一樣勝負難分。(參見:Rüdiger Safranski,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第212-215頁。

1929年底,托馬斯‧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其得獎並不是因為《魔山》,而是因為他在1901年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不登部落格家族:一個家族的沒落》(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或許箇中原因是在於《魔山》這個故事令人難以親近,以致於無法吸引一般人的興趣吧!如此也就可理解為何這麼重要的文學作品竟要遲至1982年才被德國導演Hans W. Geißendörfer拿來改編成影片。下圖即為該影片之宣傳海報,其開門見山地把肺結核病人的X光片亮出來,手法挺是簡潔明瞭。


Plakat des Filmes "Der Zauberberg"

07 Juni 2006

維根斯坦的梯子 / Wittgensteins Leiter


Wittgensteins "Leiter"

梯子是一種讓人攀高就下的工具。所謂「維根斯坦的梯子」並非真正的梯子,而是個常被人提起、甚至還被拿來當作書名的著名譬喻,通常是喻指語言有如梯子一樣可讓人爬升至更高的理解層次。其典故出自於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成名作《邏輯哲學論》(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裡倒數第二個條目(6.54):「我的諸命題乃由此闡明:當了解我的人通過這些命題――踩在其上――而攀登至其上方時,終將會把這些命題都視為無意義的。(就像當他登上梯子之後,必須將之遺棄那樣。)……」

《邏輯哲學論》是維根斯坦在1918年一次大戰結束前不久完稿的。據說,當時正在從軍的他是趁著7、8兩個月的休假,從戰場前線回到維也納,一股作氣將他長年來針對諸般哲學問題所苦思出來的想法條列整理,形成了該書之最後定稿,並且還在〈前言〉裏明言他已徹底解決了那些哲學問題。

照上述《邏輯哲學論》第6.54條的論點來看,維根斯坦顯然是要他的讀者在看懂這部作品之後,就把它給忘掉算了。有趣的是,當時卻沒有什麼人真正看得懂,更不用說還要把它當作用過的梯子丟掉。毋怪乎他那時幾乎找不到識貨的出版社幫他出書。他除了在1918年被Jahoda & Siegel出版社拒絕外,尋求出版機會一事在1919到1920年期間亦是波折不斷。據劍橋維根斯坦檔案館的資料:Braumüller出版社雖願意幫他出版,但卻要求他分擔印刷費用;在弗雷格(F. L. Gottlob Frege, 1848-1925)――雖然他也坦承看不懂該書(參見:Ludwig Wittgenstein: Porträts und Gespräche,Rush Rhees編輯,Joachim Schulte德譯,第27-28頁。)――的協助下,《德國觀念論史論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期刊願意刊登,但要求維根斯坦修改其手稿;奧地利著名文藝期刊《噴火器》(Der Brenner)的編輯Ludwig von Ficker不敢刊登,因為擔心會滯銷。透過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的轉介,他跟Leipzig的Insel出版社、Darmstadt的Eduard von Keyserlings出版社接洽,但最後均告無疾而終。後來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提議幫《邏輯哲學論》寫一篇導論,以吸引Reclam出版社提高為其出書之意願,只不過維根斯坦自己又嫌那篇導論充滿誤解,而拒絕讓其一併出版。總之,由於維根斯坦的固執己見,忙了兩年還是徒勞無功。最後他在萬念俱灰下,索性全權都交由羅素去處理。

然而這件事情接下來的進展依舊多舛。由於羅素1920年秋天要到中國北京大學作一年的訪問教授,所以將出書一事轉交給其學生Dorothy Wrinch來處理。1921年1月,劍橋大學出版社拒絕出版《邏輯哲學論》,因為其未附上羅素的〈導論〉。2月,該書雖連同羅素的〈導論〉一塊被刊登在Wilhelm Ostwald編輯的《自然哲學年鑑》(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第14冊裏,但卻由於編輯草率,而有不少印刷錯誤。有鑑於此,Wrinch找她的朋友C. K. Ogden細心編輯出一本德英並列的雙語版《邏輯哲學論》,並依莫爾(G. E. Moore, 1873-1958)建議採用拉丁文書名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終於讓這本曠世鉅作完整無缺地在1922年由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正式出版。

這麼複雜的出版史,光看就讓人頭昏了;難怪會有人說:這一堆例子恰可說明,要理解《邏輯哲學論》有多麼地困難。(參見:Kurt Wuchterl & Adolf Hübner,Ludwig Wittgenstein,第10版,第72頁。)時至今日,嘗試去爬這個維根斯坦之梯的人如過江之鯽,其中又有多少能夠真正爬到梯子的頂端呢?當然,有志於哲學者是不會因此喪失攀爬哲學經典的勇氣。至於僅志在閒聊哲學小故事的人,則不妨可去造訪維根斯坦另一個雖也難「攀爬」、但卻比較容易跨越的「小梯子」;它就位於劍橋的Huntingdon路145-A號的St. Giles公墓裡,安靜地架在維根斯坦的墓碑上。


Wittgensteins Grab

04 Juni 2006

俄羅斯哲學家康德? / Russischer Philosoph Kant?

猶記得多年前曾跟人提到,聽說俄國人宣稱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俄羅斯哲學家,因為康德的家鄉科尼斯堡(Königsberg)在俄羅斯境內。當時在座一位年長數歲、已嶄露頭角的多才雅士對此報以訕笑的表情。無奈我那時手邊沒什麼有力的證據,僅有一本勉強堪用的、文橋出版社的《簡明德漢辭典》,而且還是在兩德統一前發行的版本。在其附錄〈德語地理名稱〉的列表裏,指出有兩個地方叫做 Königsberg:一個位在「東德波茨坦區」,另一個則是當時蘇聯的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但它並沒有告訴我們哪一個才是康德的科尼斯堡。所以後來每當憶起那次證據不足之憾,就不禁悌勵自己得再多唸書、多查證資料才行,以免書到用時方恨少。

今日重提此事,自是為了彌補此項缺憾。按照杜賓根(Tübingen)大學哲學教授Otfried Höffe的講法,康德的出生地科尼斯堡市其實是在1724年才由三個城市(老城、Löbenicht及Kneiphof)統一而成的,故可以說是年出生的康德其實是跟科尼斯堡市同壽的。這個城市位在當時歐洲德語人口分布區之東北角,為後來德意志帝國所謂的東普魯士省(Ostpreußen)之首府,乃是個濱臨波羅地海、商業繁榮的國際貿易港都。(參見:Otfried Höffe,Immanuel Kant,第4版,第21頁。)根據一些網路資料(如德語維基百科東普魯士省介紹等)所示,東普魯士在二次大戰後依照波茨坦協定被蘇聯與波蘭所瓜分,其北部地區(含科尼斯堡)被劃給蘇聯,南部則歸波蘭擁有。1946年7月4日,蘇聯將科尼斯堡改名為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以紀念其總統Michail Iwanowitsch Kalinin,並將該區的德國住民強行驅離,代之以大批的俄羅斯居民。1991年蘇聯解體後,加里寧格勒仍舊隸屬於俄羅斯,只不過是被夾在波蘭與立陶宛兩國之間,未與俄羅斯其他領土連接在一起罷了。


Aufzeichnung des Untergangs des Ostpreußen

因此,儘管就文化認同而言,康德確實是德語界的哲學家。但是就「屬地原則」來看,說「康德是俄羅斯哲學家」也沒有錯。畢竟康德一生都待在這個現今名為加里寧格勒的城市裏,而且死後也埋葬於斯。再者,還有個蘇聯哲學教授Arsenij Gulyga曾指出:康德曾祖父Richard Kant之血統其實是源自於立陶宛的波羅地海人種,而非如康德自己所以為的來自蘇格蘭;反倒是他的媽媽Anna Regina才是正宗德意志人種。(參見:Arsenij Gulyga,Immanuel Kant,Sigrun Bielfeldt德譯,第20-21頁。)就此,俄國人甚至可以宣稱,既然康德在血緣上也不是純種德意志人,故更不應當被德國獨占為其文化資產。既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於是康德就這麼變成為後世文化政治學裏一個無謂爭論的對象,或甚至成為了國際外交政治中的一個玩物。就像2004年2月12日康德逝世200週年時,刻正訪俄的德國外長Joschka Fischer特地跑到康德墳前做了場獻花秀,宛如是為「歐盟向東擴至立陶宛」下個象徵性的註腳。


Deutscher Außenminister ehrt Kant

附帶一提的是,近年來屢有人提倡應將Königsberg之翻譯正名為「王山」或「科尼斯山」,取代舊譯「科尼斯堡」,理由是該地名為「König(王)」跟「Berg(山)」、而非跟「Burg(堡)」所結合而成的詞彙。基本上,個人對這等地方專名的翻譯比較不挑剔,只求「翻案之一體適用」原則;也就是說,欲更改Königsberg中譯名的人,也請一併修改Heidelberg的中譯。

01 Juni 2006

維也納學圈先驅之死 / Tod des Protagonisten des Wiener Kreises


Treppe des Hauptgebäudes an der Wiener Universität

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到二次大戰爆發前,主張邏輯實證論(logischer Positivismus)的「維也納學圈」(Wiener Kreis),於短短十年多的時間裡在維也納迅速崛起又倏然殞落。這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今日我們仍能在維也納大學的樓梯台階上看到一塊紀念他的鏤金字石版。

石里克自1922年起接掌維也納大學「歸納科學之哲學」的講座教授之職;該職位在1895到1901年間曾由著名物理學家Ernst Mach擔任。石里克到任不久後,即組織一個跨學科的討論小組,定期聚會討論哲學問題。1928年,討論小組的成員們共同成立一個由石里克主持的「恩斯特‧馬赫協會」(Verein Ernst Mach)。(參見:Metzler Philosophen Lexikon,第2版,第798頁。)1929年,該協會發表了著名的宣言《對世界的科學看法:維也納學圈》(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主張「經驗是唯一知識來源」及「邏輯分析為解決哲學問題之良方」,而自此揭起了「維也納學圈」之旌旗,開始對傳統形上學大肆抨擊。其所屬成員包括有:衛斯曼(Friedrich Waismann, 1896-1959)、紐拉特(Otto Neurath, 1882-1945)、哥代爾(Kurt Gödel, 1906-1978)、卡納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Herbert Feigl、Gustav Bergmann等等。由於維也納學圈匯聚了不少優異學者,故其不但在當時奧地利學界裡氣勢如虹,甚至名聲還遠播國外,以致於諸如波蘭裔的塔斯基(Alfred Tarski, 1902-1988)、德裔的韓培爾(Carl Gustav Hempel, 1905-1997)、美裔的蒯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英裔的艾耶爾(Alfred Jules Ayer, 1910-1989)等人亦慕名前來共襄盛舉。然而,這個組織卻在1936年後旋即於奧地利消聲匿跡。不少人將之歸因於當時納粹主義氛圍濃厚,致使其諸多成員紛紛移居國外。但是,更為直接的肇因恐怕應該在於其首腦石里克的死於非命;因為當他在1936年被謀殺致死後,維也納學圈的成員就不再聚會了。

謀殺案發生於1936年6月22日,兇案現場就在今日維也納大學裡那個鑲著石里克紀念碑的台階上。當天,石里克正要去上他該學期最後一堂演講課,就在走上樓梯時被他以前的學生Hans Nelböck博士迎面開四槍射死,其情如以下取自當時《克朗日報》(Kronen Zeitung)的兇案解說圖所示。


Aufzeichnung der Mordsache

至於Nelböck的行兇動機迄今仍舊眾說紛紜。有一說是因為石里克不但曾在課堂上把他當掉過,而且之後還跟他太太有染;或他有精神疾病。儘管石里克並非猶太人,但是似乎最受歡迎的解釋仍是當時奧地利正瀰漫著的種族法西斯主義思想,所以維也納大學裡的紀念碑是這麼寫著::「莫里茲‧石里克,維也納學圈之先驅,1936年6月22日在此處被謀殺。一種受種族主義與不寬容所毒害之氣候促使此案發生。」


Denkmal für Schlicks T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