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August 2007

洛維特流亡日本記 / Löwiths Exil nach Japan

近日蒙友人贈送一本於台灣新近出版的洛維特(Karl Löwith, 1897-1973)自傳中譯本,原文書名為《我在1933年前後於德國的生活(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譯本更名為《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譯者則為區立遠。猶記我幾年前才在大學學生會圖書館清書大拍賣時買到該書的原文本,迄今擺在書架上仍未從頭到尾看完過。今既得譯本,思及過往人事,頗有諸般機緣巧合之慨,遂趁此機會趕緊把這篇斷斷續續寫了好一陣子的小故事寫完,以資紀念。

話說1933年對德國歷史來講是個十分關鍵的一年,因為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是在該年初上台掌權的。作為猶太裔德國人,洛維特以1933作為其自傳的斷代年,暗示出其命運與德國是緊密相連的,不論是好是壞。

是年4月7日,納粹政權施行了「公職人員重建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亦即俗稱的「亞利安條款(Arierparagraph)」,明定有四分之一以上猶太血統者均不得擔任公職,但允許以下例外:(1)1914年8月1日前已任公務員者、(2)一次大戰時曾上前線作戰者、及(3)有父兄於一戰中喪生者。不過到了1935年9月公布紐倫堡種族法(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後,又更進一步將這些例外情形全都排除在外,甚至連配偶為猶太人者亦等同視之。(參見:Wolfgang Benz,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Das Dritte Reich,第14-15頁。)這種強制純化公務員血統的做法明白剝奪了猶太裔公民權,這才讓諸多原以為已融入德國社會的猶太人驚醒,徹底了解到「這個黨政合一的獨裁政權為了追求亞利安人的生活空間(Lebensraum),根本就不會留給猶太人生存空間」,遂紛紛出走。

洛維特算是其中比較幸運的,因為他並沒有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那種在法、西邊境驚慌大逃亡的經驗。由於他在一戰期間曾上前線為德國打過仗,因而直到1935年春都還保有著馬堡大學的講師職位。不過,他在希特勒上台前即獲得了為期一年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會獎學金,於1934年春天偕妻前往義大利羅馬做研究,次年又獲得該基金會的補助金而得以衣食無虞地繼續待在義大利。1935年5月,儘管他確知回德任教無望,仍舊特別跑回馬堡一趟以爭取其依法應得的教師月俸,並在那裡巧遇一位本來打算來跟他唸書的日本留學生。在這位日本學生的建議下,他決定寫信給剛當上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九鬼周造(くき・しゅうぞう, 1888-1942),看看有沒有可能到日本去教書。(參見:Karl Löwith,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第78、104-105頁。)九鬼是他的舊識。據說,當九鬼1927年到馬堡從學於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時,就是由他在旁協助指導其閱讀《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的。在九鬼的奔走下――儘管有駐日德國大使館及德國文化中心的阻撓――,洛維特於1936年6月接到電報通知,說已獲聘為東北帝國大學的客座講師。於是,他與妻子於10月11日搭乘日本郵輪「諏訪丸(すわまる)」從義大利那不勒斯(Neapel)出海,開始了他的流亡日本之旅。(參見:Karl Löwith,同上,第108、110頁。)其流亡路徑圖如下所示。

這趟全長約一萬海哩的航程共花了五週的時間。首先是行經西西里島的Messina,橫渡地中海直抵埃及的塞德港(Port Said),接著穿越西奈半島的蘇彝士運河(Suezkanal)進入紅海,於10月21日繞過葉門的Perim島進入印度洋。22日,洛維特收到九鬼的電報,祝他旅途愉快,並說將會在神戶(こうべ)迎接他。28日,郵輪短暫停泊斯里蘭卡的可倫坡(Colombo)後,繼續東行。29日,接獲東北帝國大學基督教史學教授石原謙(いしはら・けん)的電報,通知其就職演講預訂在11月20日舉行,洛維特隨即回電告知講題將訂為「德國歷史哲學中的歐洲觀念」。11月2日輪船暫靠英屬新加坡後,駛入中國海,8日續抵英屬香港,10日上午停泊於日屬台灣基隆港。洛維特隨同幾位日本人上岸,一起坐車前往台北遊覽,因而見證了台灣在日治時代下的建設。相較於甫建校八年、沒什麼看頭的台北帝國大學,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乃是一所瀰漫聖林氛圍的新建神社。據其旅遊日記對神社的描述來推測,此應是戰後被改建為圓山大飯店的台灣神社,而非現今藏身於植物園裡的建功神社。11日晚上,船繼續開到中國上海,洛維特照例也上岸遊走一番;在船駛離上海前,又再收到九鬼的問候信及石原的電報。13日晚間船行經韓國外海,14日中午穿越日本關門海峽(かんもんかいきょう),最後終於在15日早晨抵達目的地――神戶港。九鬼與東北帝國大學法國文學教授河野與一(こうの・よいち)隨即登船迎接洛維特夫婦,並一起搭車直驅京都。翌日,河野帶兩位客人參觀京都名勝後,一起北上,並於傍晚抵達東京與石原會合。17日的行程則是參觀東京都,其間洛維特還特地跟1923年在馬堡受他私塾指導過現象學的三木清(みき・きよし, 1897-1945)碰個面。18日晚上抵達東北帝國大學的所在地仙台(せんだい)。19日早上10點,該校借福島市(ふくしまし)的禮堂為洛維特舉行歡迎儀式,並請其以英語向全校師生致詞。不過這只是熱身而已。他這齣流亡記的壓軸戲――就職演講――是要到20日才正式上場。(參見:Karl Löwith,Von Rom nach Sendai, Von Japan nach Amerika: Reisetagebuch 1936 und 1941於是,就在洛維特即將邁入40歲、東北帝國大學創校25週年之際,他的個人生存空間暫時又獲得了四年多的保障。

不可否認,洛維特流亡日本的整個過程毫無驚險可言。但是他的好運背後仍舊暗藏著陰影。因為德國與日本於1940年9月簽訂盟約後,納粹的影響力在日本日益加劇,洛維特的教職頗有難保之虞,所以他不得不於1941年繼續出走到美國去。儘管如此,他在日本所留下的足跡是無法磨滅的,而且肯定也是一段值得一書的東西文化交流經驗。

11 August 2007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 / Der erste Philosoph als Träger des Literaturnobelpreises

舉世聞名的諾貝爾獎(Nobelpreis)是根據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的遺囑而設的,其中文學獎是要頒發給曾創作出具理想主義色彩之傑出文學作品的作家。執掌有關該獎項之提名與評審業務的單位為瑞典學院(Die Schwedische Akademie),而其下所屬之諾貝爾委員會在每年九月會寄出約600到700封邀請函給具有推薦人資格之人士,請其於隔年一月底前推舉候選人。所謂的推薦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瑞典學院院士或其他類似建制與宗旨之學院、機構與協會裡的成員;(2)大學與大專院校之文學教授與語言學教授;(3)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4)各國具文學創作代表地位之作家所組成的協會的主席。至於那些未收到邀請函、但符合上述資格者,亦可自行向該委員會推薦人選,惟不得提名自己。基本上任何阿貓阿狗都有可能被提名,所以這並不是多麼希奇或了不得的勳績;真正希奇的應該是那些能夠進入最後決選名單、甚至得獎的人。據了解,諾貝爾委員會會在二月時先針對所收到的推薦名單進行第一階段篩選,並交由瑞典學院認可。該委員會到了四月時會將候選人名單縮減到15到20名,至五月時再削減成5名,以供瑞典學院所有院士做最後挑選。這些院士要在六到八月間閱讀進入決選名單之人的著作,等到九月時再開會討論候選人作品之貢獻,並於十月初以絕對多數決的方式選出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參見以下網頁:12

雖然哲學著作也算廣義上的文學,但由於其使用術語及論述方式不似一般文學作品那麼平易近人,所以迄今罕見哲學家能夠以其哲學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及法國的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之所以獲選,恐怕有一大部分得歸功於其優異文筆,而非其哲學思想;也就是說,得歸功於其作為一文學家,而非作為哲學家。儘管如此,純哲學家獲獎的事情也不是不曾發生過。19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即是頒發給耶拿(Jena)大學哲學教授魯道夫•倭鏗(Rudolf C. Eucken, 1846-1926),據其官方網頁所述之得獎理由是:他誠摯追求真理、思想具滲透力、視野廣闊以及撰寫諸多作品以發展理想主義式的生命哲學。

但是,倭鏗何許人也?今日研讀德國哲學或文學的學生中,恐怕沒幾個人曾聽過此名。網路上雖可找到一些介紹(參見以下網頁:12),但查閱Metzler出版社的《哲學家辭典(Philosophen Lexikon)》,卻未見名列其上條目。到底這樣一位現今幾乎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當初怎麼會得獎呢?再者,就算評審們打算要選個純德國哲學家出來,為何不從當時新康德學派裡正紅的馬堡學派或西南學派中隨便挑個人出來呢?有個傳聞是說,因為當時瑞典新國王Gustav五世常到德國去訪問,德皇Wilhelm二世私底下乃向他推薦在耶拿承繼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講座職位的倭鏗,Gustav五世遂幫忙向瑞典學院說項,以牽成此事。但按照瑞典學院的官方說法,實情並非如此,因為其運作是完全獨立於任何政府的。(參見:Gunnar Ahlström,“Kleine Geschichte der Zuerkennung des Nobelpreises an Rudolf Eucken“,收錄於:Rudolf Eucken,Philosophische Schriften,第9-10頁。

不過,倭鏗的獲選畢竟還是學院政治運作下的產物。當時各國共提出了16名人選。其中,英國是推薦詩人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及國會議員作家John Morley;法國未提出任何人選;義大利方面有小說家Edmondo de Amicis及Antonio Fogazzaro被推舉出來;瑞典方面則有女作家Selma Lagerlöf被提名。德國方面則是推薦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妹妹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以表彰其撰寫尼采傳記及在威瑪(Weimar)創設「尼采檔案館(Nietzsche-Archiv)」之功勞;至於倭鏗的提名,其實並非來自德國,而是出自瑞典Göteborg大學某位教授之手。這些候選人當中,在當時輿論界呼聲最高的乃是英國的Swinburne及瑞典的Lagerlöf。然而,瑞典學院裡立場保守的常任秘書Carl David af Wirsén為了不讓身為女性的Lagerlöf獲獎,先是支持選Fogazzaro,後來見情勢不妙又轉而支持Swinburne。但由於af Wirsén不久前才公開指責Swinburne是撒旦主義者,此刻卻又大力支持,故其反覆之舉頗受其他瑞典學院院士質疑。而就在分別支持Swinburne及Lagerlöf的雙方爭執不下的情況下,有人提議乾脆把這兩位有爭議的候選人都排除在外,從剩餘的人選裡挑出一位明確無愧於「理想主義」之頭銜的人。於是,倭鏗遂成為了鶴蚌相爭之下的漁翁得利者。(參見:Gunnar Ahlström,同上,第14-17頁。


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倭鏗在1909年三月27日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領獎時,不僅自認當之無愧,而且還宣稱其著作將被越來越多人所閱讀。(參見:Gunnar Ahlström,同上,第17頁。)然而,他顯然是太高估了自己。事隔將近一個世紀後,他的作品早已被人們所遺忘;相較之下,反倒他在Basel任教時期(1871-1874)的同事尼采之著作則是歷久彌新、不斷再版。現在倘若還有人想要找他的書來看的話,恐怕只能上網找電子版本了。


[附錄] 倭鏗數位作品集:

1872, Die Methode der aristostelischen Forschung
1878,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Grundbegriffe der Gegenwart (Digitalsat der 2. veränd. Aufl. 1893)
1879,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
1913, Present-day Ethics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Spiritual Life (Alltagsethik in ihrem Verhältnis zum geistigen Leben), Vorlesungen
1915, Die Träger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917,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der Bibel
1919, Deutsche Freiheit. Ein Weikr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