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外交官 / Philosoph-Diplomat

自古以來雖有不少哲學家們暢談政治哲學、針貶時事，甚至積極參與群眾運動，但放眼西方哲學史卻罕見哲學家從事政務，更不用說當外交官。史上曾擔任過正式外交官的哲學家屈指可數。若要究其原因，似乎也很難說出個所以然；如果非得要強加解釋，或許只能說：哲學家大多向來不怎麼喜歡「強權即是公理、即是正義」這等說辭，而既然國際政治關係通常是以強權政治為其手段或甚而逕作為目的，故自然沒有多少哲學家願意選擇從事這種得仰仗拳頭大小來交涉國際事務的職務。

當然，「不願意」並不等於「不能夠」。換言之，「世上少有哲學家願意當外交官」這個事實並不必然表示：哲學家在這個領域裡就只能像秀才遇到兵一樣束手無策。畢竟，權力也是有其運作邏輯的。故只要哲學家有花心思去研究，一樣也是可以依循其邏輯而游刃於諸強權之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其決定，而不至於非得全盤棄甲或甘為強權之奴。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正是這樣一位真正兼備政治謀略的哲學家，亦即那以研究語言哲學及改革大學體制而著稱於世的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話說，被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喻為世界精神的拿破崙在1812年遠征俄羅斯一役中耗盡大幅兵力之後，幾乎等於無功而返，其橫掃歐洲的破竹之勢遂亦隨之漸漸消退。1813年10月，第六次反法同盟大軍在萊比錫（Leipzig）擊潰法軍後，緊接著在1814年3月31日攻入巴黎。於是，法皇拿破崙不得不宣布退位，並被流放到地中海的Elba島。當時的奧地利外相梅特涅侯爵（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遂邀請歐洲各國派遣代表到維也納召開會議，討論如何重新分配歐洲戰後的勢力，並藉此致力於恢復各國原先的封建體制，以俾那些自視為「高級人種」的貴族能奪回其在拿破崙橫掃歐洲期間所失去的財產與特權。

這場名之為「維也納會議（Der Wiener Kongreß）」的進行過程，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是很難想像的。首先是，其會期超長，從1814年9月18日起到1815年6月9日簽訂議定書為止，總共經歷了8個月有餘。其次，這會期之所以如此冗長，是因為其並不是一場由各國代表齊聚一堂的大會討論，而是由眾多小會議所匯聚組成的。各國是在密室裡反覆進行一系列的雙邊談判，以致於縱使兩造暫時談妥了條件，也可能會隨著其與第三方談判的結果而不得不回頭再重新談判一次。第三，由於各國代表團在這麼漫長的會期間沒別的事好做，再加上各國王公貴族閒著沒事時也湧進維也納來湊熱鬧，奧地利國王法蘭茲一世（Franz I）――其亦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遂舉辦諸多舞會、戲劇表演等娛樂活動以供其消遣。因此之故，奧地利陸軍元帥暨外交官Charles Joseph Fürst von Ligne才會評論道：「大會在跳舞，卻未向前進。（le Congrès ne marche pas ; il danse.）」（參閱：此網頁）第四，則是該會議期間的花費十分龐大。此點則應歸因於：復辟的舊貴族們為了重溫往日黃金時光，反而更加地極盡奢華之能事。譬如，當時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受命為前來與會的王公們創作的Kantate（雜唱曲）作品〈Der glorreiche Augenblick（光輝的一刻）〉（第136號作品），在1814年11月29日於維也納的霍夫堡歌劇廳（Hofburg-Redoutensaal）首演時，竟動用到超過一千名的音樂家！（參閱：Chronik der Menschheit，Bodo Harenberg編輯，第673頁）顯見那些王公貴族為了展示其權勢而鋪張浪費到何種程度。根據另類德語維基上的說法，奧地利王國為此平均每天要花掉高達8萬枚金幣。倘若其所言不假，則這花費真的非常高。何以見得呢？比一比就知道。1809年，貝多芬的弟子Rudolph大公爵及另兩位侯爵為了不讓其被挖角到Kassel擔任Westfalen王國的皇室音樂會指揮，乃合資提供貝多芬每年4千枚金幣的年金，這才讓其決定落葉歸根於維也納。（參閱：Walter Riezler著，Beethoven，第40頁；Kurt Dieman及Erich Lessing著，Ludwig van Beethoven，第28頁。）換言之，光是維也納會議期間一天花掉的錢就足以包養供養貝多芬20年，你說這花費高不高呢？



讓我們把鏡頭再轉回到會議現場。普魯士王國派出的全權代表是首相哈登堡親王（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亦即德意志浪漫時期代表人物之一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772-1801）的叔叔。至於我們的故事主人翁洪堡其實只是普魯士委派的第二號代表而已。儘管如此，他在維也納會議裡絕非跑龍套的小角色。這可是有圖為證的。柏林的德意志歷史博物館裡頭有一幅描繪當時各代表會聚一室的銅板畫，其是由當時法國代表團的隨團宮廷畫家Jean-Baptiste Isabey所繪、後由Jean Godefroy製版。在這幅栩栩如生的圖畫裡，我們可以看到立於後方、從右邊數來第二位的那個大目仔正是是洪堡。（參見：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erlin，第83頁；或其官網。）


洪堡一生擔任過普魯士王國駐梵蒂崗（1802-1808）、奧地利（1810-1813）及英格蘭（1817-1818）之使節，尤其在1810到1818年間更是為普魯士奔走從事諸多外交斡旋事務。他在駐奧期間結識了梅特涅；透過該管道，他乃成為普魯士於拿破崙戰爭期間駐奧國的耳目與說客。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因緣，讓洪堡被指派去擔任哈登堡在維也納會議裡的談判左右手。他在會場上致力為其母國普魯士爭取較諸其他德意志國家更佳的地位與利益。而其在談判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韌性、機智、能言善道，更是讓人印象深刻。無怪乎當時欲利用列強鶴蚌相爭以幫法蘭西牟利的該國代表Talleyrand（全名：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理虧詞窮之餘亦僅只能耍嘴皮子反譏洪堡為「詭辯的化身（le sophisme incarné）」。（參見：Wilhelm und Caroline von Humboldt，Ein Leben in Briefen，第144頁。）

值得一提的是，洪堡的政治主張是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成立的目的應是為了將一般公民教化成自由人，而不是為了鞏固少數貴族之權力。他的這種政治思想雖與保守的哈登堡相左，但並不妨礙他為了普魯士之國家利益與尊嚴而以外交官的身分去協助哈登堡進行國際談判。另一方面，當他被提拔入閣時，亦不懈地推動修改憲法，俾使其更具自由主義精神，而不會為了委曲求（官位之）全而聽任當時普魯士政壇保守勢力的擺佈。唯這樣一位懷有理想性格的政治人物，在所謂的梅特涅時代裡仍屬麟角鳳毛，以致於孤掌難鳴而終遭政治理念不合的哈登堡解職。儘管如此，他在某種意義上亦非徒勞無功。因為他的政治思想後來影響到遠在英國的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後者在其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中不但多次指名道姓地提及洪堡的想法，甚至還在該書扉頁處題引出洪堡的《試論國家之權限（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ä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之英譯本中的一段話：「在這些篇章中所展開的每一論證均直接會聚到這個偉大的首要原則，亦即：人類之絕對且必要在其最豐富的多樣性中發展的重要性。」（參見以下網頁：1、2。）因此，洪堡作為篳路藍縷地推動自由民主政治的先驅之一，亦可謂功業永垂不朽，絕對無愧被後世尊為自由主義學者從政時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