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正解放了的女哲人 / Eine wahrhaft emanzipierte Philosophin
儘管「解放」這個概念比較常出現在政治領域裡,但它在哲學圈裡其實並非罕見。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Platon, 427-347 v. Chr.)就曾在其對話錄《國家篇(Politeia)》的第七書中提出洞穴之喻(Höhlengleichnis),將人追求真理的過程比喻成是從桎梏中解放出來。自此以後,「解放」的意象就經常在哲學史裡跟「知識啟蒙」、「思想自由」等事聯想在一起。一個在哲學上經過啟蒙的人,即是從那未經反思的成見之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於人們往往會苟安於成見所建構出來的假象世界,所以就算其明白「徜徉在真理之域中是自由的」,一旦真正要去面對真理時,反倒又會感到痛苦萬分而卻步不前。因此,追求自由的哲學解放行動絕不是喊喊口號就算了,還要有勇氣與毅力去實踐才行的。這對於打算以哲學為志業的女性而言,則更加是如此。因為在一個長期由男性執掌書寫權的哲學歷史裡,女哲人若要出頭天,往往得同時進行兩種解放抗爭,亦即:她不但要力求從蒙昧之束縛中解放出來,也還要從依附於男性的次等地位裡解放出來。


不過,當西蒙•波娃在1949年出版這部兩卷本的《第二性》時,她那種基於存在主義倫理學的女性存在分析卻不怎麼受人歡迎,並且也廣受誤解。譬如195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François Mauriac那時就把這部對女性之心理、生理、社會等層面進行現象學描述的書看作是作者在自曝隱私,並還跟《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月刊的某位員工嘲謔道:「現在我對您的女老闆的陰道瞭如指掌」。外界甚至還惡意攻訐波娃是因為病態、性冷感才會寫出這種既貶低男性、又仇視其他女性的書來。(參見:Axel Madsen,Jean-Paul Sartre und Simone de Beauvoir: Die Geschichte einer ungewöhnlichen Liebe,Pauline Schulz德譯,第141頁。)當時之所以出現如此激烈謾罵的批評論調,還有一說是認為:在二戰剛剛結束的那個百廢待舉的年代裡,法國社會亟需女性去扮演相夫教子的傳統角色,而波娃卻大力鼓吹說此並非女性生命的唯一可能性,故自然會被保守人士更加斥為是離經叛道。(參見:Christiane Zehl Romero,Simone de Beauvoir,第126頁。)總之,這部書來得太早,不論是文壇還是學界都還無法接受其將「性」當作為哲學的論述議題。事實上,波娃在有生之年所以未被廣為承認是哲學家,恐怕亦與此脫不了關係。

